司 徒 曰:
[size=16px]司 徒 曰: [table][tr][td]司徒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u][b]书法[/b][/u]家，也是严谨笃实的学者。他在书法和学术上的成就是我们安徽的骄傲。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font=Times New Roman]0[/font]年十月逝世，他给我写了不少信。在这些信中，他不因年龄的差距而简慢我这个黄口小子，而是认真地和我讨论书法，鉴古今书法名公。在兹，我将这些评鉴摘出，略加介绍，以享同道。[font=Times New Roman] [/font][b]对于书卷气，我是没有给他下定义的本事的，如果拿两幅[/b]
[b]不同的字来比较，倒是容易看出来的。例如：不以书法名世的茅[/b]
[b]盾的字和大书法家舒同的字；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字与真、草、隶、[/b]
[b]篆“均为国朝第一”的邓石如的字，谁的匠气，谁的书卷气，是[/b]
[b]昭然可睹的。[/b]
——摘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信
这一段文字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font=Times New Roman],[/font]我在写书论文章《书卷气杂识[font=Times New Roman] [/fon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写作过程中，曾请教过司徒老。他便回了一封长信给我，谈到书品与人品，有统一的一面，也有不统一的一面。例如董其昌，书法是极顶的雅秀，而为人却极顶的恶劣。对舒同的字，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他又在来信中提到舒同的字:“我对舒老(同)已经写了两万条幅(字)，深恨无法知其都是些什么内容也。”其弦外之音，即是批评舒同作书，不看对象，不择内容。
[b]我想起了沈尹默，沈尹老书法功力之深原是用不着多说的。[/b]
[b]但鄙陋如我，从沈尹老的书法上只见二王、魏碑、唐帖以至宋、[/b]
[b]明人的笔札，而不是沈尹老自己的面目。 沈尹老与吴昌硕可谓[/b]
[b]大相径庭。[/b]
——摘自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
对沈尹默的评价，是由一个很俗的问题切入的，那就是谈吃饱肚子。司徒老的观点是，人必须先能吃饱饭，有较为充裕的物质条件，然后才能谈到文化[u][b]艺术[/b][/u]和书法。他说，据传“文革”抄家时，光从沈尹老家抄出书写过字的宣纸，就装满了一大卡车，这种优越的用纸条件，令人羡慕云云。由此而谈到对沈尹默书风的评价。一九八六年夏，在贵阳,在黄果树瀑布旁，我与浙江陈振濂交谈，他对邓散木、沈尹默也作如是评价。
[b]在这时，顺便谈一谈“推翻经石峪”。这种私房话，其实是情[/b]
[b]人眼里出西施。于女士虽未到“去经石峪”的岔路口，但郭诗人[/b][b]则[/b]
[b]确认她已经轻舒玉腕，推倒了经石峪。[/b]
——摘自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信
一九七七年夏，我去泰山，瞻拜了大名鼎鼎的泰山金刚经。后来，见到郭沫若诗赠于立群，赞美于立群的隶书已达到推翻经石峪的水平这种大话，很使我惊讶。再后来，我又去北京的一处餐馆见到于立群的大字隶书，写的是毛主席《渔家傲》词:“白云山头云欲立”。这三者串成一气，我便写了一信，诉与司徒老。他在回信中便俏皮地挖苦了郭沫若。其实，于立群的隶书，厚重、方折，但板滞，是属于那种有法(度)无书(味)的书法。所以，我说于立群的字不要说推翻经石峪，就是连去经石峪的岔路口也还未摸到。
[b]我不喜欢邓石如的字，对于此公也从未研究过，因而也无话可[/b]
[b]说。至于为何不喜欢邓的字，似乎只是直觉的，例如对于“推半窗明[/b]
[b]月……”那种隶书，我怎么也不敢恭维。我以为平心而论，邓的篆隶并[/b]
[b]非一无足取，但在当时及其后都吹的太过，不能不使我反感(有趣的是，[/b]
[b]竭力吹捧他的包﹑康自己的字都写得“西望长安”，这真是很那个的)。[/b]
[b]邓的行草不必说，即其有可取的篆隶也不免于“江湖”“匠气”，似乎[/b]
[b]已成[/b][b]定评，可是包慎伯们却说他“草书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真[/b]
[b]是情人[/b][b]眼里出西施。” [/b]
——摘自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信
我收到《邓石如研究》丛刊后，即写了一信给他，引起他对邓石如这一番评论。“推半窗明月”即是邓石如的隶书,印在《邓石如研究》丛刊封面上。 “西望长安”后面，隐去“不见家”三字,是说包世臣、康有为的字都不甚到家也。
[b]最近于《书法丛刊》上见到祝枝山《六体书诗赋卷》,为之五体投[/b]
[b]地，所谓六体，不过行草两体。然此行与彼行，此草与彼草，并非一[/b]
[b]体,[/b][b]难能也已！[/b]
——摘自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信
司徒老盛赞祝枝山，其原因是祝枝山能变，变出新面目。这与先生的书法理论有关。他在他的书论文章《草书獭祭篇》中说: “草书之妙处可以两言括之，一曰连，二曰变。”司徒越的书法风格就建筑在这一连二变的基础上。
[b]来示论某公书，有“李贺之于唐然诗”一语,窃未敢苟同。以李贺[/b]
[b]拟某公，似非某公所敢当，仅其寒气相略相似耳。[/b]
——摘自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信
某公也者，林散之是也。当时，南京田原写信告我：邓散木、马公愚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林散之不错……初见林散之的字，我颇觉新鲜，幽花奇石，虽乏富贵气象，但别具一种风神。所以，我写信时，谈到这种感受，把林老的字比作唐诗中别具一格的李贺。没想到司徒老否定了我的意见。
[b]日本手岛右卿，在北京举行展览，观其履历，至是惊人。看其作[/b]
[b]品，确有特色。他不同于日本的前卫、现代派者，是仍以汉字为基础，[/b]
[b]着意追求笔情墨趣。运用淡墨,书写单字，如“趣”、 “砦”、“①”[/b]
[b]等字，[/b][b]酣畅淋淳，甚有韵味。虽多数同一技法，变化不大，但其创新[/b]
[b]精神，[/b][b]值得学习。[/b]
——摘自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信
这一阶段，大约是司徒越最快乐的时候，身体不错，精神状态也好，这时候，他去了北京，看了日本手岛右卿的书法展。这一段文字，显示出他的分析批判精神。
[b]我的字是力求做到一气呵成。最差的是我的笔法(我指的是笔姿和[/b]
[b]笔力)。我的草书,败笔倒不是太多,但并不成熟.这只要和古代真正的书[/b]
[b]法家的字一比,就优劣立判。[/b]
——摘自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
[b]承询我写书的感受，简言之，近年来最痛苦的感受是上不去。至于[/b]
[b]上不去的原因，则是苦思冥想，勤学苦练都不够之故。我是知道要“三[/b]
[b]多”[/b][b]的(写、看、想)，却未能严以律己，其无成也，不足怪也。[/b]
——摘自一九八二年六月四日信
[b]我确实常想，我若能像高玉倩②唱的那段痛说革命家史那样慷慨激[/b]
[b]昂、[/b][b]抑扬顿挫的来处理我的一幅字，那将是相当成功的。[/b]
——摘自一九八八年八月五日信
以上三则，都是司徒老对自己的分析批判。他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来得轻松。用音乐来设计自己的书法风格，司徒越是成功的。他的字,其风格就是这八个字：“慷慨激昂、抑扬顿挫”。
王 业 霖 著 n（原文发表于《书法之发》）
注 ①：此字看不清，轮廓是一虎字，但下边并非“几”字，待查。
注 ②：高玉倩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的扮演者，“痛说革命家史”
是李奶奶的重要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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