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两面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font][/color][/size][/font][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32pt]人书两面[/size][/font][size=32pt][/size][/align][/align][font=宋体][size=20pt] ——从张瑞图的一件草书长卷说起[/size][/font]
[font=宋体][size=20pt] [size=4]郑培亮[/size][/size][/font][/font][/color][/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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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明末书家张瑞图，一直是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我在上海著名书家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里第一次认识了张瑞图：“他的笔画是很变化飞动的”、“功力是很深的，并且也自己成立了一种面目”，但一想到“阉党”的祸患，便“只联想到他奔走于‘义父’太监的丑恶活动，正像这笔画的飞舞一样”。也许潘伯鹰先生的这种充满情感色彩的经验式感受未尽中肯，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张瑞图名列“阉党”却是事实。[/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也有为张瑞图鸣不平的，台湾的张光远先生在《明末书画奇才张瑞图的研究》一文中说：“瑞图从朝廷内阁坚持引疾辞归，乡居将近一年，时已六十之寿，乃受‘逆案’羞辱，实属白璧之疵，从此瑞图抛却尘虑，游心禅佛，放浪形骸，寄傲书画吟咏以终年。”张光远将张瑞图的“玷疵”归结为“善书”。他为张瑞图作了如下辩护：“瑞图为魏之西湖生祠书丹事，魏原先欲吕图南书之而不得，才改使阁臣瑞图书写，瑞图顾忌难避，只得挥毫。”而思宗定“逆案”清阉党，尽管瑞图无事逆实状，却因瑞图“十一次坚辞去官之余愤未消，乃谓瑞图善书，为魏所好，而替魏生祠之碑文书丹，其罪明矣！”（均见张光远《明末书画奇才张瑞图的研究》一文）[/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无论思宗是否真正的意气行事，借故泄愤，无论瑞图是否情愿书写祠碑，但魏忠贤生祠碑的书写者毕竟是张瑞图而不是他人。[/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崇祯二年，应监生胡焕猷、广东御史侯恂之请，明思宗命阁臣韩等主持定“逆案”，清算“阉党”罪孽，将依附魏忠贤诸臣按罪列名，分等治罪。张瑞图初“无实状”，未列其中，思宗不悦，谓：“瑞图为忠贤书碑，非实状耶？”遂将张瑞图以“结交近侍又次等”之罪，名列“逆案”第六等，处徒刑三年，但准其纳银赎罪，降为平民（见《明史》卷三○六）。后来张瑞图慨叹：“不谓好男子竟被吕氏做成矣！”（见《重纂福建通志》“明列传”）懊悔之情，溢于言表。[/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张瑞图的懊悔是有原因的：他一生明哲保身，谨慎处事，但最终还是“晚节不保”，没有逃脱制裁和羞辱。[/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和许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张瑞图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顺利进入了仕途。而他们的仕途上已经是荆棘丛生，充满了险恶。明末是一个宦官专权、党同伐异、相互倾轧的乱世，张瑞图要么卷入其中，要么躲避祸乱，他选择的是后者。翻阅一下张瑞图的档案，他的自保之道显然十分高明，绝非普通士子所能做到：从万历三十五年他三十八岁中进士受编修，到崇祯元年其五十九岁辞官还乡，为官二十一年内，张瑞图至少四次引病返乡休假，每次家居一至二年多，在北京勤公时间最多十三年。数次返乡，使其巧妙的避开了朝廷内部连续发生的几次大规模的动乱。他在家乡晋江以诗文翰墨自娱，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当动乱过后他悄然回到北京，这位与被打击党派没有任何瓜葛的官员获得了迅速升迁的机会，特别是在天启二年前后，连获迁擢，从正六品的春坊中允升到正四品的少詹事，并先后受命管理文官诰敕和掌司马经印。张瑞图最后官至内阁次辅，在朝廷里已是极其显赫。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他既与当时倍受打击的东林党人没有什么关系，与气焰嚣张、残害忠良的魏忠贤“阉党”核心人物似乎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刘恒先生在《张瑞图其人其书》一文中，对张瑞图仕宦经历作了详备的考察，最后感叹说：“他并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或庙堂重臣所应有的能力和素质，在《明实录》、《明史》以及其他史籍中，根本找不到张瑞图曾为某件政事或人事而发表的任何见解，甚至没有留下一疏启奏！”[/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有的学者似乎同情张瑞图的遭遇，但对其一生进行一番考察的话，可以基本认定张瑞图是属于典型的庸臣，庸臣最大的特征是不作为。[/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当魏忠贤畏罪自缢，群臣在清算阉党罪行时，监生胡焕猷表达了朝臣们对张瑞图等人不作为的愤怒：“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见《明史》卷三百○六）[/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最初，张瑞图以“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名，分别起于仲尼”这一奇谈狂举迈向政坛时，还抱着经略天下的幻想，而当他深谙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黑暗时，他选择了保全自身性命与功名利禄，虽未伙同阉党残酷杀戮，却依附阉党，屈服淫威。这种没有立场、失却人格的卑怯与懦弱，在古代社会比比皆是。尽管明代内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内阁大臣没有实权可言，但张瑞图们身居庙堂之高位，却只顾保全自身，忍看忠臣异己被诛杀削夺，又违心书写祠碑，歌颂贼子逆臣，有私无公，殊少气节，实有悖诗书教化，所以当时河南御史罗元宾于崇祯元年上疏弹劾内阁诸臣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瑞图等人的卑弱：“误国徇私，莫此为甚。”（见《明鉴纲目》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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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反过头来再看一看张瑞图晚年的那句懊悔不已的慨叹，依旧是悲叹自己一生谨慎却偏偏落了个如此为人不齿的下场，继续为自己打抱不平辩解清白，仍然不以误国徇私而深感自责，如此庸臣，既然不能以国家社稷为重，只顾贪图一己之私利，那么夺其利禄，贬为平民，耻辱终生，实不足惜。[/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与其为人从政的平庸怯懦、气节卑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瑞图的书法却充满了强烈的个性色彩，戛戛独造，纵横排挞，性情外露，锋芒毕现，新近发现的《张瑞图草书鲍照陆机诗长卷》便能很好的说明这个特色。[/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这件草书作品墨色较淡，书写于白绢上，长二百七十二厘米，宽三十二厘米。张瑞图的书法，草法多有乖误，不易释读。作品释文不妨摘录如下：[/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齐襟（衾）久两设，角枕已双陈。愿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鲍照《拟（学）古》）[/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闲夜命友，（置）酒迎风馆。齐僮梁父（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四坐（座）咸同志，羽觞不可。高潭（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人生能(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陆机《拟今日良宴会》）[/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这是张瑞图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书写年代应在天启年间。其风格特征一目了然：用笔迅疾，以偏侧之锋翻折盘旋，入笔尖刻，转折方峻。造型上因用笔翻折，多呈方棱之态，字取横势。章法上，缩小字距，拉大行距，通篇写来，腾挪跌宕，牵连映带，使一个个横向取势的字型大小参差的贯串起来，一行之内，密不透风，一卷之内，则疏朗空阔。[/font][/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张瑞图的书法，突出的成就在于他从二王传统体系中分离出来，开创了一种迥异古人的个性风格。明以前的历代草书大家，诸如王羲之、王献之、智永、张旭、怀素、黄庭坚与祝允明，都是用了一种圆转取势的办法，借圆转的惯性，调整笔锋，或顺或逆，或翻或折，[/size][/font][font=汉仪书宋一简]完成点画书写连贯的纵势，形成一种流畅的富有轻重缓急的节奏韵律。而到张瑞图这里，突然间面目全非，明末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评论说，“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都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清人梁则认为：“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二人都指出了张瑞图书法在千年书法史中的独特之处。[/font][/font][/color]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对于这种用方棱翻折的办法写出来的草书，通常接受正统审美教育影响的文人们似乎看法是一致的：既不得不承认张瑞图的离经叛道与大胆突破，但放诸古代书法大家之中，又很难认可张瑞图书法的“经典性”，更多的是把他的作品中那奔腾不止的气势，率直刚健的挥运，不拘一格的用笔，联系明末那个动荡起伏、躁动不安的世道与心态，将其作为晚明浪漫主义狂飙突起时的一种对传统的反叛，一种创新多于继承的写意抒怀，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千年书法史中，他显然不能作为主流来对待。这从清代书家评论中可窥得一二，例如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便表达了一种很矛盾的心理：“明季书家竟尚柔媚，王、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但他又认为“张瑞图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考察一下明清以来的书家，尽管张瑞图因“其品不贵”不能使后人尽得深厚隽永之意，但能于众多书家之中“力矫积习”，以一己之智慧，创造一种新的范式，成功与否，意味深厚与否，似乎是其次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如果将张瑞图书法划归门类的话，他应当属于一种典型的以风格取胜的书家。[/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对于张瑞图“奇怪”书风的来历，学者每有推测，大致的看法，一是源于钟繇，一是得益于孙过庭《景福殿赋》、《草书千文》（传）。还有的学者疑其用笔尖利是否吸取了民间方士以尖利笔意画符箓的特征（见黄惇《中国书法史》“明代卷”三四七页）。但这些推测都是将古代作品与张瑞图作品放在一起，因其形质相近而得出的结论。张瑞图传世作品，很少有像王铎那样的拟古之作，由此便难以找到切实可信的明证。[/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笔者对张瑞图早、中期的作品进行过粗略的考察，以为其书风的形成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其新异奇怪绝非空穴来风，必有来历。张瑞图擅长小楷与章草，钟繇小楷与章草书的侧锋斜切、字型横扁、造型稚拙，对其成熟时期的书风影响很大。人之一生，最初接受的东西，往往不易摆脱，而张瑞图更是将这些特点强化，遂使其书与他人拉开了距离。其转折处没有任何回锋调整的修饰，顿挫凌厉，翻折直下，多呈锐角。对这一书写办法与特征，张瑞图自己曾说：“余于草书，亦少知使转而已，情性终不近也。”（见《果亭翰墨》卷二草书《苏轼后赤壁赋》），这大概是一种自谦，或是一种托词，看一下张瑞图早年的作品，受祝允明、陈道复的影响，也是使转自如的。人之性情，差别甚大，大概张瑞图于古人笔法中，更加喜欢那种刚艮方直的一类，而不喜欢圆转流美的生动，那么他在章草书中可能得到了启发：章草虽名为草，无非是隶书的草化而已，笔笔清楚，横向拓展，为求上下的贯通与舒畅，往往横画中段凹下，右角上扬，折笔处顺势翻折，盘旋往复。这种上下取势的办法，只能在章草书中寻找，因为二王以后，大家便都改成圆转取纵势的办法了，而且这种办法比横折翻锋求取上下的连贯更加省力，也更加符合书写的自然属性。我不知道这种推断是否合理。但在张瑞图生活的时代，文人们都在崇尚标新立异，书家突破樊篱、不拘常规，从古代书迹的生僻涩险之处寻找创变的契机，不是没有可能。[/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张瑞图擅书大字，这件横卷草书，恣肆纵横，一气呵成，当与纸面尺寸空间较大有一定关系。魏晋时期，尺素短笺，虽意气纵横，但也难以尽兴称意，更难任情恣性。晚明时期，与当时建筑相和谐，作品尺寸增大，长卷立轴，各擅胜场。然而小字改大字，大都存在一个笔法转换问题，这在晚明徐渭、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诸家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前人论王铎书有“胆大心粗”之语，以今人眼光来看，王铎的书法虽然不能像二王、孙过庭那样的精妙细腻，但与同时代书家相比，“胆大”是不错的，“心粗”则谈不上，若说“心粗”，还是张瑞图。张瑞图年龄上比王铎、黄道周、倪元璐都要大，相比之下，他在写大字上，没有更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他于诸家之中较早作了实验与探索：斩截果断，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笔势连绵，墨酣力重，风神激荡，气象生动。一旦近视玩味，则不耐细看，笔粗气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就像现代通俗歌曲一样，唱法简单，高亢嘹亮，宜于抒情，便于普及，若反复吟唱，便觉乏味无聊。[/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记得章祖安先生曾有一比喻：“张瑞图用笔如杀手持匕首，当者皆靡。”（见许洪流《技与道——中国书法笔法论》一○三页）可谓形象之极。这把匕首翻来覆去耍上一阵，明眼人便知晓了其中的套数，这些套数都是程式化的，动作也很简单，一旦被别人掌握了，模仿起来，必能惟妙惟肖。近年来一些书展上，偶有张瑞图书法的复制者，细加甄别，精彩之处不让张瑞图。这真是张瑞图的悲哀，辛苦集成，却这样容易被人盗版。这种现象，不仅张瑞图有之，当时的书家大都如此。他们的作品，初看刺激，观者心动手痒，反复操练，便能形似，常年研习，则一味逞势，徒具放浪形骸，内无渊雅隽永的韵致。[/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由此看来，张瑞图的书法，成功之处在于他在笔法、造型上做足了形式上的文章，失败之处，亦在于此。当一件作品一味冲突折伐、锋芒毕露、了无含蓄时，其风格个性达到了极致，其书法的文化意味则又降到最低程度。生活在现代社会极重形式感的书家们比起古人来，更加重视作品的文化内涵，他们更加渴望在形式求新求异的同时，增加作品的意味。因而张瑞图的作品便很难满足现代书家的口味，常常被看作是偏师一隅的奇军，很难被认定为经典与主流。以后的清代书家，如金农、郑板桥与伊秉绶们大多走的是同一道路，风格突出、个性鲜明，但缺少二王书法的含蓄与渊深，更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魄。正如一棵高大茂密的大树，他们都是树枝末梢上碧绿的树叶，在一片树叶上，却再也发不出新的枝干和新的树叶了。[/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这里并无贬低张瑞图书法艺术成就的意图。今天乃至将来的书家，也大都走着张瑞图强调个性的路子，因为王羲之的时代毕竟过去了。[/font][/color][/size][/font]
[font=汉仪书宋一简][size=9.5pt][font=Times New Roman][color=#000000]由一件张瑞图的横卷草书，我们会发生许多感喟。最后有一点是我始终困惑的，人格卑下的张瑞图，性格懦弱，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圆通机巧，为什么其书法竟然这样刚健生辣，这上下左右飞舞的点线，真如挥动的匕首，锋利中闪现着冷峻的寒光。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以为书法的点线形质中能够直观的见出人的性情，恐怕并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把古人的话主观地加以臆断，或望文生义，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遇到的。[/color][/font][/size][/font][font=汉仪书宋一简][/font] :hc :hc :hc :hc :hc :hc :hc :hc :gz :gz :gz :gz :gz :gz 压抑久了，需要发泄，也许写字是一种方式。 拜读了
郑老师的文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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