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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居士 发表于 2004-5-1 03:26

经纬斋琐记（七）

[这个贴子最后由柳下居士在 2004/05/01 11:25am 第 2 次编辑]

4月1日，购“大家小书”8种：《史学遗产六讲》（白寿彝）、《笔祸史谈丛》（黄裳）、《文言津逮》（张中行）、《词曲概论》（龙榆生）、《西游记漫话》（林庚）、《语言与文化》（罗常培）、《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敦煌学概论》（姜亮夫）。
2日，购新书《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
读张岂之在清华大学作的《廿世纪中国史学》讲演。谈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等四位历史大家的贡献。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的史学有四个缺点：1、传统史学以朝廷得失兴衰为叙述中心，“朝廷”观念重，国家观念薄；2、只知个人，不知群体，群体作用在过去历史中重视不够；3、对过去很了解，对今天不理解；对过去了解多，对未来缺乏预测；4、对事情过程、结果描述很清楚，而事情演变的结果原因深究不够。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有两点突出的贡献。一是中学西学要融合，“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二是要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即“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史学的成就在于：1、将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2、不满足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力求探究历史更深层次的东西；3、认为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4、主张要吸收外来的学术，又不忘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
有学生问王国维，学历史应有什么基础？王开一个书单，包括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哲学概论、历史哲学、年代学、比较语言学等13门学问。
3日，读许渊冲先生谈中西文化精神比较，许称：1988年，获诺贝尔奖科学家们在巴黎开会发表宣言：“21世纪的人类如果要过幸福生活，应该回到2500年以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因为孔子提倡“以情补性”，不重“性”，重“情”，重“礼”。人类在感情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孔子提倡“中和”之道，要和平。而与孔子同时代的西方是荷马，其史诗宣扬的是“英雄”、“暴力”和“战争”。
孔子伟大！在纪念孔子诞生2500年纪念活动中，余曾作书参加曲阜纪念书展，蒙孔子故里收藏，甚幸。而李一氓先生当时却很是不满，他说：“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都没有纪念孔子热闹，不应该。”
4日，合家到江屿老家祭祖。村民孩子一围，祭毕，排队，每人分得两块硬币散去。
置新书《诗式校注》（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史记探源》（崔适）、《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汉代文字考释与欣赏》（宗鸣安）。
晚听张如元老师讲演《温州文化与永嘉学派》（上）。
5日，当今强调文化艺术与国际接轨，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生也需外语多少级，余以为始终有误区。举一例，将《红楼梦》翻译成外文就是一件愚蠢的吃力不讨好的事。洋文“红楼梦”只能译上“在红色的两层以上房子做的梦”，汉语的内在韵味消失殆尽。传统的词牌“满江红”、“蝶恋花”……很美，能译吗？所以，还是请洋人先学汉语，学透了，自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海外华人周蕾说台湾是国文行，英文不行；香港英文行而国文不行；大陆是两者都不行。
6日，与陈经陪同林翼如兄妹到南雁，看望在此写生的丘挺兄妹。丘挺让余观其写生成果，两本大册页，气韵流动，丘挺之笔亦赖吾雁山之美也。
7日，与陈经、温作市到温州博物馆参观日本二玄社复制台北故宫博物馆藏画展，如见原作，激动不已。余仅订购一幅巨然《层岩丛树图》，价近5000元，只恨囊中羞涩，弗能为所欲为。
晚与教勤、忠康将初定《会文》用稿送北大方印社。
8日，晨起，心不死，复至温州博物馆，再选订赵孟頫《调良图》。
购新书“中国书法博导丛书”一套：《从杭州到大都——赵孟頫书法评传》（黄谆）、《清代隶书要论》（王冬龄）、《书法生态论》（卢辅圣）、《书法史鉴》（丛文俊）、《六朝书法》（华人德）、《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白谦慎）。
9日，再与陈经、忠康到温州博物馆观画，又订恽南田《牡丹》一件，恽氏花卉艳而不俗。
又观馆藏书画陈历，董其昌书东坡赤壁赋长卷，字大如掌，行笔流畅，如同飞去，叹为观止。何绍基轴，行笔生动，碑帖结合而无迹可寻。马一浮轴，写欧体如此耐看，现代无人出其右者。弘一四屏，当是初出家时作，笔可扛鼎，非晚年书可比。傅抱石人物扇面，仕女含情脉脉，摄人心魄，不逊其山水。张大千金碧山水，色彩绚丽，然无一丝俗格。但于右任四屏，余断为伪作。潘天寿荷花，墨色单一，名实不符。陈佩秋山水艳而俗矣。
读罢黄谆著《从杭州到大都》一书，记写赵孟頫书法的一生。赵氏初到大都有一段跋，切中当时之病，于今亦有意义，录如下：
自度南后，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万万。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近世，又随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如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不可发大方一笑。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书去，予庆必不以为过也。
10日，作市来访，送新茶一罐。
11日，下午到博物馆购得日前所订二玄社复制名画三幅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一册，如携美人归。
购新书《词录》（王国维）、《中国韵文史》（龙榆生）、《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陈业新）、《中国学术精神》（徐复观）、《贾平凹语画》。
晚听张乘健先生作《魏晋名教与自然之争》之讲演。名教者，因名设教，礼教社会之规范和制度也；自然者，自然之人之本性，社会之自然状态。嵇康云：“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于《难张道叔自然好学论》称：
昔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言，区别群物，使有族类，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制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深，故奔竟而不觉。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柔不和有孝慈；国家错乱有忠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
课前，得张先生著作三：《杨贵妃秘史》、《红楼梦与佛学》、《古代文学与宗教》。
瑞安作家胡小远、陈小萍夫妇托林峰赠我其大作《末代大儒孙诒让》。
12日，读新期《边缘艺术》，陈传席称：真正的书呆子象陈寅恪、杨伯峻、余嘉锡、钱钟书等人又研究出什么来了呢？不过搞一点注释、古籍整理工作而已，有一点发现，也是古籍上本来就有的。但这批书呆子具有咬文嚼字的功力，没有他们，传统文化就可能中断，所以，真正的书呆子，国家也必须养起来，而且要好好养起来，但这批人不会太多，全部养起来，也没有多少人。
不知陈氏本人是否属于“书呆子”一类，要不要国家给养起来。
如厕阅毕《贾平凹语画》。我观贾氏画如读其文，最喜为其笔下女人。如《古城人家》、《邻院少妇》、《我们的家》、《明媚的早晨》、《女人与陶瓶》等作之女人形象，有的仅有背影，有的不见五官，然皆性情可爱。贾氏是真才子，真才子自风流。
临文衡山小楷至夜半。
13日，读四川女诗人翟永明随笔集《纸上建筑》。80年代中期，余狂热新诗。翟诗人即是余最钟爱的女诗人之一。余至今未曾见过其人，只见过玉照。印象中是黑发披肩，目光黝黑而深邃，穿着宽大的衣服，一副懒散的样子教人怜爱，无疑是我当时心中的偶像明星。在我感觉中，作新诗向来女人比男人来得细腻、感人。男性诗人喜欢作“大题材”，往往空洞、苍白，总免不了勉强，而女性诗人于此似不屑。至今，尚记得翟永明的诗句：“有谁记得我？但我所记得绝不仅仅是一生！”这本随笔集是96年写的，写了建筑、绘画、诗歌及游走生活等。印象最深的是其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如有篇写寻找南京甘熙故居藏书楼——津逮楼的文章，那份执着让人感动。余素来以为，成熟的诗人应具备传统的人文情怀，热爱传统，善于传统中吸取营养。而余所见新诗人大都不屑传统文化，抑或不懂传统文化。一开口便是西洋，又似不食人间烟火，玩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游戏，故我不再作新诗，但仍爱翟永明。
置新书《论语今读》（李泽厚）、《图文本红楼梦》。
14日，购书“中国学者自选集”三种：《张中行卷》、《季羡林卷》、《傅璇琮卷》。
下午书法课徒半日。临米芾尺牍一纸。
江苏沛县印行纪念冯亦吾先生一百诞辰书法集出，内收余书冯先生诗一件。
15日，购书“中国名画家全集”两种：《唐寅卷》、《龚贤卷》。
检旧笔记几则：
1、邵洵美、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留英期间，结义。邵最富，常接济徐悲鸿，然常说徐“无才气”，“国外三流画家”而已。徐之勤奋与邵之疏懒也正成对也。
1、民国时，邵洵美与查良铮译诗最美，有“南邵北查”之誉。
2、刘半农将留洋，沪上《礼拜六》、《紫罗兰》的旧友设宴欢送。席中，众行酒令尽是卿卿我我词藻，刘不悦，云：“真是鸳鸯蝴蝶。”不欢而散。次日，小报渲染，旧派小说遂有“鸳鸯蝴蝶派”之称。
3、在西南联大，卞之琳教授寝室里唯一的饰品是一幅倒挂的世界地图。
16日，为卢剑平、苏维植各书一。
饶宗颐《文化之旅·死与蜜糖》云：在中国，儒家撇开死而不谈，偷懒地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把死生看成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之流弊。
17日，林峰来访。荀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庄子云：“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与会文诸友交，恰如此境界。
18日，临沈周山水一桢，苦不得用墨，亦不耐树法。
晚听张如元老师《甲骨文》讲座。
购新书《印学史》（沙孟海）、《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王晓毅）、《宋元南戏考论
续编》（俞为民）、《学术思想与人物》（刘梦溪）。
19日，读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李文多发表于《随笔》、《文学自由谈》，今重读仍有新启示。
王国维云：“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余读书杂，不知目标。萧耘春老师称，读书应有目的，要确定研究方向，不可枉费时光。而余至今茫然，既喜感性之艺术、诗歌，又喜理情之思想学术、历史，两不相舍。奈何奈何！
默写《兰亭序》一过。
20日，参加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丁国富作温州经济发展轨迹的报告。
下午与作市、钱允驾车到凤卧，时序已是暮春，树色葱绿，大悦我心。余近愈加向往田园，友人笑我心态趋老。
读刘梦溪文章。晚年钱钟书说：谁再讲东西方文化，我枪毙他。陈寅恪早在1927年挽王国维时即说：“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
21日，今是农历三月初三，老家麻步集市日。每集市，附近农民将手工制作的家具、农具、老玩意集中摆上街。好多旧玩意已渐渐绝迹，成了回忆。集市，已成为搜罗旧年陈事的日子，成了活着的历史。但不知哪一天集市也将会消失。恰阅毕聂鑫森著《中国老玩意》，遂有此随想。
22日，《战国策》云：“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苏辙曰：“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宋微宗喜踢球，因球及人，竟将高俅抬举至殿帅府太尉，是犯了只能帮闲的人来帮忙，且帮的是国计民生的忙。他还让花园师朱勔当节度使；让球星兼曲艺演员李邦彦做尚书右丞；让小丑演员蔡攸做节度使、少保；唱小曲逗乐的王黼当了太傅……结果只能让国家断送。要求皇帝都远离小人，都不“役人”似不现实。用一些小人解解闷，逗逗乐，似亦无可厚非，此为帮闲。若是委以重任，则是帮忙。这一点，武则天比男性皇帝清楚。她的男宠一个不让当官。男宠挨宰相揍了，告床头状。她只说：“你以后避开他就是了。”
23日，读胡小远、陈小萍夫妇《孙诒让》一书，孙衣言给九岁的孙诒让的日课是：每天临摹碑帖二百字，经书三十页，看史书二十页，看试帖十数件，再看古赋、律赋一二篇。
24日，购书《忌讳及其他谈片》（何满子）。
为编十五卷本《夏承焘全集》，吴战垒、金鉴才两先生日前到温州。今金鉴才先生应请来陈经家中作客，余和潘怡见、李砚两友同会金先生。中餐后，金先生提议与怡见同作一横陂山水赠陈经。画毕，金先生赋诗并记。诗曰：茅亭尽日坐秋风，初见洞庭木叶红。欲放扁舟江海去，一樽明月任西东。
晚到温州图书馆，吴战垒先生作《夏承焘词学成就和学术品格》的讲演。吴先生为夏承焘先生高足，讲座妙语连珠，听者与其为吴先生精彩讲演吸引，毋宁为夏承焘先生的学术品格深深感染着。恨我笔拙，不能记下全部。
夏承焘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但他说：只开风气不为师。
王瑶教授曾编“20世纪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遴选代表人物20家，其中词学选夏承焘。词、曲历来被视为“小道”，过去总是附在文集之后，与诗之地位不可比。词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学问，是在二十世纪，夏先生是奠基者，被誉为“一代词宗”。巧的是，现代词、曲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都出在温州，即夏承焘和王季思。
夏先生最重要的词学著作《唐宋词人年谱》，唐圭璋称之为“空前”。清末词学疏于历史的考究，夏先生于此突破前人，成为现代词学奠基之作。时年先生28岁！
夏先生此外对词的声律和表现形式作了诸多研究，有《词例》未定稿。同时，夏先生的词创作近人无出其右者。先生14岁开始作诗词。当今许多中文系博导甚至连平仄都不懂，所研究只能是隔靴搔痒。韩国有一女留学生，写一论文《论清真词的格律》，足让中国学人汗颜。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学生朱生豪填得一手好词，夏先生视之“生友”。王瑶去世时，出了一册纪念集，后附学生挽联，竟少有合格者。
夏承焘日记自14岁开始，至70年代赴北京养病，竟无一日中断，病后日记述与师母代记，直至逝世，共200余万字。已出版的日记仅仅是学词部分，是从28岁开始的学词记录，即《天风阁学词日记》，而此前12年和文革部分没有面世。先生日记据事实录，毫不避讳。是“春秋笔法”，很客观。文革始，有学生上门，直呼其名，先生记为“不称师之开始。”如将文革日记出版，当比杨绛《干校六记》更为深刻。施蜇存先生曾评价说，这不仅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词学文献”，同时还是“日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夏先生热爱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他将自己一生总结为“读书，著书，教书”六字。他总是倾其所学传授与学生。元遗山句：“鸳鸯绣好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夏先生将“莫”改作“欲”。不像今天一些人，有的还甚至剽窃学生成果。夏先生学生琦君回忆，先生教学生作词，要学生在黄仲则句“鬼灯一线，露出（）（）面”填上合适的词。有的填“狰狞”、有的填“阴森”、“青蓝”，最后先生告之原为“桃花”，印象十分深刻。又教学生练字，如将“枝上小桃红”改为“红上小桃枝”；又说作诗当以少胜多，如“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这种启发式的教育让学生受益很大。夏先生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从不强求学生跟自己的观点同，最喜学生有不同见解。宋王安石就强门人与其同，苏东坡曾笑王安石门下“弥望皆黄毛白尾”。而苏门却反之，故我们很难记得王安石门人为谁，而苏门有黄山谷、秦少游……个个英才。夏先生亦如是，门下并非皆词家，却有作家潘希真（琦君）、翻译家朱生豪、园林家陈从周、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蒋礼鸿、戏曲小说家徐朔方……
夏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他没上过大学，自学成才。他十分注重师承。温州有这个传统。张如元先生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例子。我是通过朱光潜先生推荐认识张如元先生的，一起参加汉语大辞典的编撰。林剑丹先生也是如此，诗书画印全才。夏先生在上师范之前，“十三经”除《尔雅》外，全能背诵，时年14岁。现在所谓“学者”不要说背诵，读过一遍已是不易了。16岁作词，有“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句，乃反“鹦鹉面前不敢言”意也。当时国文教师张震轩先生大加赞赏，在此句边上画上大大的墨圈，这几圈从此赂印在先生心中，坚定了日后一生从事词学的道路。20岁前，研究“说文”，“宋词”的论述已颇见功力。20多岁研究宋理学，与马一浮先生过往甚密。30岁才把研究方向定为词学，此时的先生已有深厚的国学底子，研究起来得心应手。搞学术一定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为学过专，此为学之大忌，这是先生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先生广交朋友，马一浮、张宗祥、黄宾虹、苏步青等都与先生交往，先生是与生俱来的谦虚，他向和长辈学，向同辈请教，甚至向学生学习。他曾给一位得意的学生题书曰：“南面教之，北面师之。”
夏先生有着严格的学术自律精神。他有海一样的学术胸襟，从他的日记中可见，他经常反问自己这天是否有学术心得，教每天不虚过。他的著作发表出版后，有人提出商榷意见，他都认真摘录下来，再版时略去褒扬之词，将批评意见附在书后，称作“承教录”。著作用了别人的见解，都认真于文后注明，从不掠美。
吴战垒先生动情地回忆起在先生晚年，经常于先生家中或湖畔，从先生对其的闲聊中得到很多知识，先生总是坐在摇椅上，边摇边聊，身体一前一后悠闲地摇摆着，气度从容，性情温和，谈笑风生，如坐春风。待摇椅停下，便知先生累了，吴先生才离去。
讲座毕，会文社员余兴未尽，邀吴先生和金鉴才先生一起到五福林茶楼品茗，两先生又有一番高论。
金先生说：有人问我，六十年代沙老他们书法教育与现在书法教育有何不同？我以为过去的书法教育是培养人的，现在的书法教育是培养作品的。这就是区别。
吴先生说：读书干什么？学知识是次要的，变化气质，培养人格魅力才是最主要的。
金先生认为作笔记非常重要，有好多东西是靠笔记留下的。如一次潘天寿、吴弗之先生与张书旗争论画画的格调问题，相持不下。他们都是浦江人。最后张说：你做你的高格调，我赚我的大钞票。
吴、金两先生都称唯马一浮先生的话是一字都记不下来。见马先生尤见天人。事后只有马先生那副神仙模样，其余记忆一片空白，真是奇怪。陆维钊曾说，我们这种字连向马先生请教的资格都没有。张宗祥先生年长马一浮先生两岁，又任浙江文史馆长、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但对马一浮先生十分尊敬。他曾说，我们这点学问无法与马先生交谈。金鉴才先生称一次随陆维钊先生参加西泠印社社庆，会前与会者拍照留念。大家都坐好了，张宗祥先生作为社长坐于中间，忽记得马一浮先生要来，即停下来等他。马先生到时，全体起立，自觉腾出中间位置，马先生也不谦让。此乃知识得到尊重耳。
金先生称在八十年代前中国人没有书法史，难道苏东坡、赵子昂、董其昌他们不懂书史？非也。难道中国人不喜欢作史？非也。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吴先生说，书法过去是“技进过乎道”。“道”才是目的。如今是舍道而求技，本末倒置了。
25日，读杂志消遣。有历史学家用了四句话来概括历史，颇有现实意义：
1、当上帝要灭亡某人的时候，必先令其有炙人的权势；
2、时间是筛子，最终淘去一切历史的沉渣；
3、蜜蜂盗花，结果反使花荣盛；
4、黑暗透了便望得见星光。
有格言：无声的太阳，是用自己的光辉来讲话；沉默的高山，是用巍峨的壮观作表达，辽阔的蓝天，从来不大喊大叫，但是它的高远却是无人可测；广袤的大地，虽然没有吭声音，但是它的深博，几乎人人皆知。
26日，安徽硬笔书家周继中寄我精美自制明信片。
平阳县第五届拔尖人才公布，余被列为优秀青年专业人才，降拔尖一等。会文中，潘怡见、黄寿耀、叶晓锄列瑞安、苍南、永嘉拔尖人才。潘教勤同余。书法小道，余等何幸？
27日，与黄寿耀赴绍兴参加省书法创作讲习班。讲习班由省群艺馆主办，为应全国十三届群星奖，学员来自全省各地。有绍兴沈伟、陈建明、何来胜、汪灿根，宁波陈国挺、陆爱国、竺波，杭州朱大焱、刘兵，诸暨何涤非、许绍满，衢州王克、毛嘉仁，东阳郑和新、张扬明，丽水王泽玖、陈洪大，台州蔡建人，金华吴文胜，缙云卢峰、胡复仁，嘉兴朱克明、李利等。
28日，上午听鲍贤伦先生讲座。鲍先生首先介绍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情况，谈到有一个黄宾虹大展。展题为“画之大者”。鲍称黄宾虹在六十岁前是大量临摹古画，未成风格。称黄大器晚成是个大大的误解。浙江省博物馆现藏有黄作品5000件。这批画是黄临终前捐献的，先是捐给浙江美术学院，竟被拒收。复转浙江省博物馆，原认为非文物，勉强收下。
鲍先生言论甚是精彩，颇多启发。
如：书法现代展示的基本特征是突出自己，征服别人。征服评委不可太冒险，征服观众不得不冒险。
诗无达诂。八届国展将翻译古诗作为素质的评判，我不懂是什么标准。翻译者本事大，评者本事更大。
临帖过程，即是现代解读之过程。不能把二王简单化，二王太丰富多彩，信息包含量太大，非沈尹默、白蕉、邓散木、高二适……某一家所能包含，现代语境变了，不可能复制或克隆古人。
古人的作品是自然的言语，而今人学古人就像是念台词，拿腔拿调、抑扬顿挫去学古人说话是我们学不好古人的根本原因。
我们现在临摹古人，基本特点是将之简化和夸张。
临帖的最大危险性是习惯动作的反复。科学之作用是趋同，艺术之作用则是趋异。临帖之过程应是战胜自我之过程，而后于创作上印证自己。曾有报刊约稿，我写《我写隶书》一文，然编辑改为《我是怎样写隶书的》，差点让我昏过去。近期《中国书法》约稿，我仍用旧题，这回没改。又请胡小罕写一文，小罕更高明，题目是《隶书写我》。
中午，绍兴文联洪忠良君来访，心仪已久，今日得见。洪君陪余与寿耀游青藤书屋。穿梭几条小巷，书屋逼仄于寻常巷弄。书屋不过亩地，稀疏竹蕉，似证原主人之落魄。洪君告我，此处已无青藤旧物，那株古藤虽有相当年岁，然是别处移来。余不心甘，问工作小姐，此土可是当年之土，小姐摇头。
下午，汪永江讲课。内容为书法形式感与书体风格之关系。汪老师对书法形式美研究甚多，如何制作，让书法创作审美拓展，有着丰富之经富。
晚，朱勇方君自柯岩来会余，与汪灿根、朱大焱、吴文胜等畅叙。朱大焱说，倪进祥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书法是我等责任。精辟。
汪永江先生授课精力惊人，晚又作作品讲评至夜半。
29日，继续听江永江课，余不堪疲倦，中途溜回房间酣睡。
下午与黄寿耀、林珊珊同游沈园。清乾隆年间《绍兴府志》载：“在府城禹迹寺南，会稽地，宋时池台极盛。”此即指沈氏园。沈园自是华丽，然却因了陆游和唐婉之爱情名扬青史。 “沈园非复旧池台”，如今之沈园只是近年重修仿建之园。来到陆游纪念馆，墙上刻有陆游诗迹，陆游书追东坡而发扬之，摄我心魄。余于“老复庵”堂桌后，装模作样，请姗姗拍照。
购《绍兴文化杂识》一书（章玉安）。
晚回温州。
30日，购书“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六种：《图书见闻录》（宋郭若虚）、《绘事微言》（明唐志契）、《画继画继补遗》（宋邓椿元庄肃）、《传真心领》（清丁皋）、《寺塔记益州名画录元代画塑记》（唐段成式宋黄休复元佚名）、《法书要录》（唐张彦远）；《二程集》（宋程颢、程颐）、《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初学记》（唐徐坚等）及《初学记索引》（许逸民）。

毛燕萍 发表于 2004-5-1 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