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斋乱弹全文
《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皆是典型的天人合一之境界。吾国传统艺术观以“虚静”为最高境界，强调清明静观，物我两忘。为艺若急功近利，轻浮虚夸，则必与所欲表现之精神相悖。潇洒是过程，是真情流露，无法装得出来。王子猷雪夜驾舟往访戴逵，至戴处兴已尽，乃归。人问其故，对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晋人之潇脱此例尽能代表。学书何尝不是如此，只要享受了学书过程之乐，何必求成家立名之累、之苦。
徐青藤病理的疯化作艺术行为之狂，与西方凡高堪称一对。其书法创作的非理性之个性阐发是对书法有史以来理性占上风的一种清算，开阔了书法的审美视野。郑板桥有印云：“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有诗云：“青藤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大师首先是普通的人。没有七情六欲，板着面孔作教训状，让人不得近身，此“大师”谁稀罕。鲁迅先生一生战斗不止，“一个也不宽恕”，实际上先生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先生年幼时，名唤“阿宝”，读《鲁迅传》，有阿宝逗姥姥一幕，让我大乐不已。又读许广平先生回忆文章，先生任大学教授末娶许广平时，曾约许广平等多名女生到先生宿舍喝酒行乐，先生大醉，次日酒醒，急与许广平一信道歉。先生可爱一面世人有几人知。
听梁晓声文学讲座，有学生问成功之道。梁答，须有才、有闲、有钱。答毕一片哗然，一老先生甚至愤然离座。又幸听余正先生讲课，先生谈一事，某日，有一印人持近作访余先生，蓬头垢面，脸黄肌瘦，先生大惊，问何至如此，答曰皆求印艺故。先生诫之，学印本是乐事，若此何必求之。我们习惯于接受艰苦之教育，俗话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此害人之言不知谁为始作俑者。
传统士大夫羞于言“钱”，提倡“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至把“穷”作成士大夫精神上的“奢华”，如“敝衣缊袍”、“鹑衣百结”之类喻君子之清高。这种“以穷骄人”之心理祸害千年。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这是鲁迅说的话。
世人喜说禅，奉禅为艺术最高境界。然禅实重实践，非徒作空谈。饶宗颐先生讲：印度原来的禅那生活是以苦行为基础，苦行才是禅的内涵。禅是需要实践亲证的。面壁九年，真地要盲修瞎练，不是仅说句“一口吸尽西江水”的狂言，徒作天花乱坠的斗嘴胡诌，说说哭哭，下一转语便了得。然许多心学大师窃取禅的伎俩，说一套动人的禅理，王慎中云：“苦行偏节，无取于君子之教。”熊十力云：“佛言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世尊何来半点呵毁之心，未免厚诬古人。如果到丛林中去静坐一番，不知又有何体会。饶先生之见何等痛沏，吾辈言禅须慎之。
夏承焘先生有名瞿禅，其学生琦君曾请解释“瞿禅”二字意义，夏公答曰：“只因我很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列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是日常生活吗？”
董卓死，蔡邕不识时务，抚尸而哭。这一哭哭出了麻烦，使其从一高士哭成了小人。连徐渭如此高人也将其编成了“陈世美”式的人物，以泄其愤。这是蔡伯喈断断不曾料得的。鲁迅云：“中国人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蔡伯喈无疑是少有的“抚哭叛徒的吊客”。古人云：“不以一眚掩大德”。董桌虽恶，然也并非一无是处，于蔡邕而言，一是即一是，一非即一非。故陆放翁诗云：“斜陌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沈尹默先生早年习黄自元，取法不高。25岁时遇陈独秀，称其字“其俗在骨”，沈如梦醒，遂苦攻北碑，成一代宗师。沈先生对陈独秀先生甚是感激，1961年，他应邀在《文汇报》发表《答友人问书法》等文章，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编辑建议他不要提陈独秀这一节，但沈坚持不删改，最后折衷提为“陈仲甫”。
敦煌山洞出土一唐人离婚协议书，称作“放妻书”。主要内容如下：“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信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此文件意义非同小可，唐人对婚姻破裂是何等大度与宽容。此书为传统观念中古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有的只是三从四德之论以当头一棒。我们对古人究竟了解多少，断不能概念化，想当然。
日本将书法称作书道，甚是准确。困为书法并非仅仅是书法本身。如果把书法比作大象，各个时期的书法风格和形式乃至各个历史时期之文化形态、美学观念等便可视作大象的各种器官。当代有人以诡怪丑书作为风格，称张扬个性，美之曰向“民间书法”学习。然古时所谓民间书写乃一泓清泉，不曾有半点掺杂。而今人心贮杂念，焉能得之真谛。抓住此说作依据，若瞎子摸象，摸着尾巴便是大象，必贻笑大方。
吾师萧耘春先生说，当代书法可分三代，第一代是上世纪初出生的书家，大都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首先是深谙国学的学者，兼擅书道，如沙孟海、黄宾虹、马一浮等先生；第二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生的书家，他们年轻时主要精力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老来无事，从事书法，安排书协任要职，便成了书法家。第三代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多数受过正规的美院培训，很有希望。然余以为大都急功近利，误解书道。
书法是当代成年人的游戏，轰轰动动办个展、合展，风风光光出书，媒体不辩真伪，一片喊好，办展者自得其乐，活脱脱一幕幕指鹿为马的闹剧。此也为中国特色之一。
刘正成先生为我书“风骨”两字，字写得平平，然我还是它把高悬于书屋，除炫耀因素外，也作自勉。中国传统文人强调“道德文章”，是要求为人为艺的统一。鲁迅先生诗：“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风骨”两字是很值得中国文人深思的。赵孟頫入仕元朝，终生孤独苦闷，时常自责。钱谦益降清，连乾隆也瞧不起他，专写诗讽刺，诗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王铎事清，被清政府写入《贰臣传》。诗文再好，又有何益？
张鹏翼先生年臻百龄，求书者无数。一武夫求书，书毕，又请先生书上其于中日武术赛中获奖事，先生不应，求书者愿付高酬，先生云：“此一介武夫，不书也罢。”遂拒之。
德艺双馨是对艺术家最高的褒奖。艺术家之“德”非狭隘概念，从善讳恶固有之，然尚要有宽容、达观、性情、积极之人格要求。苏东坡一生坎坷，缕缕遭小人妒害，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岛，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他的热情与达观。他勇敢，从不因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慷慨，口袋留不得一文钱，却自觉与帝王一样富有；他艺高，无须忌妒与装腔作势，反乐因妒方显才高。他说：“吾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东坡之美叫有史以来中国文人皆在他面前黯然失色。他一戏墨便创中国之“文人画”；他一写字便开书法“尚意”之门；他好吃，便有“东坡肉”、“东坡饼”传世；他穿戴便有“东坡帽”、“东坡屐”留存。女作家方方说：若与东坡同世，定嫁与东坡，因为能成为世上第一个读东坡诗文的人，能一天到晚听东坡谈笑风生，那是怎样的幸福！
经济有泡沫经济，文章也有泡沫文章。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楚，却要炒冷饭一般翻来覆去地搅，叫人读得如一团雾水方算高深。其实这种文章是皇帝的新衣，只有瞒骗自己，是蒙不得人的。林斤澜往访汪曾祺，汪先生视之不见，静思若尊者。其女笑告林先生，乃父又“憋蛋”也。汪先生常为一字一词反复推敲，行文用字遣句很是“小气”，其文真大境界耳。
张大千访毕加索，毕氏对张大千说：“我真不懂中国人为何要到西方来学画，最好的画是在你们中国。”他还说：“可惜我不出生在中国，否则我会是一名书法家。”西方一位叫贡布里希的理论家，他说到中国书画时说：“任何艺术传统都超不过远东的艺术，中国的艺术理论讲了笔墨不到的表现力，无目而若视，无耳而若听。”西方意象派诗歌鼻祖庞德先生偶而读了经翻译的唐诗，尽管译者漏洞百出，却给了庞德以灵感，创了意象派现代诗歌之先河，于是庞氏反成了李白后代们膜拜的偶像大师了。其实洋人从来不小视我们的艺术，倒是我们妄自菲薄，自己瞧不起自己。日本人骄傲地称自己比西欧多一门艺术，那就是书法这一线条艺术，小日本拿我们的艺术炫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挺起腰杆来？
莎士比亚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鲁迅告诫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艾青嘲笑过无名作品却是名作家的人；斯大林说：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也增加了……有书画家提升了职务，当上了书协、画协的领导，便立马提升“润格”，此举不能不让人生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悲哀。
吾浙南浔药翁吴藕汀先生学富五车，画得神韵，不让黄宾老。故钱君匋生前誉之为“江南第一”。湖州另有谭建丞老，名隆过药翁，然其艺逊之药翁不能以道里计。
欧阳修致函梅圣俞，云：“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也。”朱弁《曲洧见闻》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记：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林剑丹先生为学校、庙宇书皆不收润例。数年前，有一小学校长欲请先生书校名，与我同往求先生，因不识先生府，先生早早下楼候我。先生热情使我受宠若惊。待书毕，递上“红包”，先生勃然正色，严拒之，并批评了我，余脸红耳赤，惭愧不已。学弟黄君建生擅小楷，持书求教于林先生，先生悦之，为之题笺。又见无名章，即动手刊小印两方。此事已过多年，每每忆起，建生均动情如昨。先生高风，吾辈受益一生。
南齐谢眺守宣城，放晴山水，山水诗创作甚丰。李白对小谢倾心追慕，曾七到宣城，有诗曰：“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李白死时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按其“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眺”之夙愿，将其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成异代之芳邻。李白死后六年，韩愈生，慕白甚，“夜梦多见之。”晚年到宣城筑室而居，以体高怀，亲近遗泽。尔后又有乐天、小杜、东坡、鲁直、六一、梅圣俞、文天祥、李东阳、文征明等接踵而至，于宣城写下凭吊李、谢之诗文。陈毅于抗战戎马倥偬之际，于宣城题咏：“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先生于1989年病逝于金陵，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市政府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林散之艺术馆。
袁宏道生于湖北公安，因倾慕江南秀色，出任吴令，目的是享受山水茶海之闲情逸致。然文人多作不了官，上任后发现官场生活远与自己所想象大相悖离。任吴令一年，受尽为官之苦。他致函友人诉苦云：“弟作令，务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他仓老人，渝百姓则保山婆。一眨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他多次辞呈获准后，如鸟出笼，欣喜若狂。曰：“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亏得袁宏道觉悟，但不知古时多少才人废于官道。
国人有崇拜名人之心理，对历代名人、对当代名家抱无比宽容之怀。赵孟頫降元、张果亭为严蒿书传、王铎、钱谦益、吴梅村事清，乃至周作人做汉奸、顾城挥斧杀妻，均避之不谈，盲目崇拜，真乃一技可讳百丑。有拍卖名人书画，汪精卫书作曾列榜首，令人咋舌。此种宽容实民族劣根性之一种。
萧耘春先生早年得钱钟书《宋诗选注》，对钱注有不解处，致函索教。后钱先生每有新作，均寄萧先生，书函数十年不断。钱先生仙逝，有记者访萧先生回忆与钱钟书之交，萧先生大恐，避之不及，任记者厮磨半日，终一言不发，记者怏怏而退。
有人考证，康有为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系剽自张之洞幕僚廖平之《辟列篇》和《知圣篇》。梁启超称乃师“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无意透露了当年廖平指控康的事实。康有为作为一个人，也有很多普通人的丑陋之处。他虚伪，一面著书提倡众生平等，一边三妻四妾。他身为书法大师，却为拍马屁，违心地将翁同和父子书法在《广艺舟双楫》中过高地吹捧。他到西安讲学，发现藏于西安卧龙寺之宋元版《碛砂藏》，即生垂涎，强携以去。直至僧人欲对簿公堂，康圣人才还三分之一。国人总有英雄造时势之逻辑思维，往往被历史面纱所笼罩，看不到历史的另一面。康有为被誉为“圣人”，焉可怀疑？对历史我们好比认识一个人，往往只识其面，不识其心。
俞平伯先生论诗，以为古今诗人作诗词，有“写”出来与“作”出来之别。如陶渊明诗冲淡疏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之“写”也；而谢灵运以辞赋为诗，工巧雅粹之“作”也。书法创作也有此分，盖决定于作者的个性和审美观念。前者仿佛自笔下随手挥洒而成，大约如东坡云“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所不得不止。”然难免会有信笔敷衍的率意之作。后者则须精心刻意，笔斟墨酌，又有时会矫揉造作，有生硬之斧凿痕迹。前者先贤若林散之、谢无量，其书巧夺天工，读之如散步于乡间原野，景色平常而得天真之趣，非常人能悟之；后者可以沙孟海、沈尹默两先生为例，其作浓缩凝炼，精密谨严，观之如置身于巧匠布置之园林，或对堂皇秀丽之金碧山水，虽有人工雕饰之迹，却不易一目望尽，耐人寻味。
评书论书有五忌：一忌摘字论书，以小观大；二忌迷信名家名作和名人评论；三忌作比较分析时强分高低，扬此抑彼；四忌心存成见，带有色眼镜；五忌以今变古，将古人现代化。
艺术创作互相借鉴无可厚非，然仅于技法而言，风格之形成最终决定于作者之个性、修养。黄山谷善于学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载：“晁君诚‘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刍’。山谷吟赏不已，遂摹其句云：‘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自以为工，而不知气味去之甚远。”其实“气味”相同正非山谷本意也。吾辈学书，临摹学习是基本功，然“克隆”则另当别论。
明清两代多临摹，遵循古人法则，不敢稍有违误。石涛则认为：“我之有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肠腹。”又云：“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令人出古法！”故他大声疾呼要师古人之“心”，而不可一味师古人之“迹”，遂创其格。他曾题画曰：“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云：‘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也？宗我也？一时捧腹曰：我宗我法。”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越是在名声大地位高的人面前，越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万不可气馁。你本来就名位低，若再气馁，则愈加在这种人的眼中变得渺小了。应该反过来，以气盛来补自己名位之不足。此王闿运教子语也。
外国人把“隐士”直译为“躲起来的官僚”，无意道出了“隐士”的本质。大凡隐士者多出身官宦人家，时隐时仕，为仕时不得志便隐；为隐时名气大了则仕，作匡扶救世态。如此反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哪有点“弃万乘如敝屣”之高风哉？梁阮孝渚著《高隐传》，将隐士分作三类：一者只闻其人，然不知其名；二者只知其名，不知其迹；三者厌倦人世，挂冠入山，隐居山林。史书有传者多第三类。中国文人虚伪于此可见一斑。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说：“欢乐的贫困是美事。”傅山老来归山西老家，远离尘世的困挠，始得安乐。其有一札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什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的。姚大哥说19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苕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真穷得开心也。
张大千晚年于台湾得观叶浅予舞女人物一，大千题额曰：“日寇入侵我国，浅予携避地天竺颇久。我受降之次，浅予归国，馆余成都寓居近半年。每写天竺寂乡舞女，奇姿逸态，如将飞去。余爱慕无似，数数临摹。偶有一二似处，浅予不为诃责，转为延誉，余感愧无似。顷者，苇窗携其近作见示，惊诧而谓苇窗曰：浅予捐弃妍丽，入于神化。以余衰老未由步趋，使浅予知之，必也咨失望。奈何！奈何！”张大千去世后，叶浅予曾著文纪念，谈得全是自己客成都大千处半年，获大千指点事，而大千也曾学其法，无上跋无人知者。真可谓学无长短。想如今艺坛，攀附名家，自我作秀，互相吹棒，令我嘘嗟不已。
五代十国之际，战事频繁，而帝王士大夫却照样犬色声马，大作靡靡之音。《花间集》正出版于此际，欧阳炯序言云：“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故陆放翁为宋版《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此潮流所向，连名家也难以自持。晚唐诗坛重镇韦庄曾因写《秦妇吟》而成名，得“秦妇吟秀才”之雅号，然至晚年，也裹胁于描写暮云朝雨，晚逐香车的流风中不能自拔。反觉《秦妇吟》落于俗脱，不收入其诗集《浣花集》中。艺术流行风很是凶猛，有时会扼杀了艺术家的才华。当代女书家代表人物之一，河南胡秋萍女士过去善作大草，才气逼人，然也被“流行风”所囿，弃长求短，若韦庄弃“秦妇”，殊为可叹。而一些书坛师辈人物，对胡之变法予以肯定，就不是负责任了。
启功先生晚年，求书者众，先生避之不及，故先生门口常见诸如“启功因病不能见客，请谅”，“大熊猫病了”等等字条。然求见者总很是耐心，大有不见到先生誓不罢休之气慨。某次，有客欲见先生，先生问何事，客不好明说来意，称只见见先生。先生说：可寄照片给你，让你细细看。来客不罢休，先生无奈，说：请具告来时，让我侯于门口叫你细看，半个小时不够，看两小时也行。先生此幽默乃无奈之幽默。金鉴才先生告我，一次金先生受沙孟海先生命往见启先生，两人谈书论诗甚欢。忽有人敲门，启先生要金先生与之演一次“双簧”，好打发来者。启先生作病状，请金先生扮医生。声弱步缓，问来人何干，来人称来自甘肃，请先生看一刚出土东西。闻此，先生忽来精神，全无病状。待来人去，金先生笑曰：“启先生，此双簧成你老演‘单簧’了。”启先生大笑，天真无似。
启功先生与金鉴才先生谈书。告有一次，启先生收到一字条，上书“馆阁体最后一人必死”几字，启先生对此颇为不解。云：昔旧艺人摆场演杂耍，偶有失手露了破绽，邻场艺人从不揭底，尚帮忙解释，此旧艺人之行规。而现今书坛互相揭短者甚是普遍，真让人摇头齿寒。
黄仁宇先生治史云“放大历史的眼光”，史学界大开视野。书法也应放大书法的眼光，譬如对何谓“传统”的无谓争吵，不应囿于一招一式，为一议一见争论不休，画地自牢，有何益哉？对“传统”一说要放宽眼光去看待。中国艺术所谓传统都是受儒家之影响，书法也不例外，凡符合儒家“中庸”审美要求者，便称传统之“正统”，未免过于狭隘。其实在儒学产生之前，就有书法形态之存在。考古学的发展为当代书法艺术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只有放大我们之眼光，拥有宽容之心态，方能吐旧纳新，方能更大范围地享受和发展人类历史所创造的更为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
2001年10月30日整理
经纬斋乱弹全文
我喜欢您的文章，平淡喻理！早在“书法报”上就有拜读。经纬斋乱弹全文
老弟写得极好：）经纬斋乱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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