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报春》系列新闻----社会
[这个贴子最后由燕俊萍在 2004/01/24 08:28pm 第 1 次编辑]经与WUWEI老师协商，开出《燕子报春》系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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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报春》系列新闻----社会
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图）http://cn.cl2000.com/news/txt/30896.jpg
2004-01-23 09:52:48 北京晨报
科技的进步、观念的转变，使得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更新换代。面对越来越狡猾的犯罪人，公安民警越来越需要应用科技手段侦查破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建校５５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该校身怀绝技的刑侦专家、国内研究犯罪心理第一人——李玫瑾教授。
心理画像侦破没有任何线索的命案
今年春节，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疑犯没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展开自己的分析：疑犯是个打工者，家不在附近，否则不会住旅馆；疑犯有犯罪前科，大过年的，他竟无家可归，而且出手狠毒，不留线索；他还是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否则不会连老太太都不放过。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按照这些珍贵的侦查方向，侦查员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疑犯是东北人，出狱后跑到河北打工。一天，他碰上一名卖淫女，讲好５０元。进行中，卖淫女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卖力教他，完事后要求多给１５０元。他只有２００元，全给了卖淫女，身无分文的他便抢劫杀人。同时他又念念不忘和卖淫女的苟合，于是，在小旅馆里，他强奸了老太太，杀害了那一家人。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几天前，记者见到了国内研究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李玫瑾教授，一个利落、内敛、智慧的中年女性。
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这是令李玫瑾孜孜不倦研究这一学科的动力。十多年前，她在青岛市的基层派出所锻炼，看到民警办案既缺钱又缺手段，为找一个证人常常要跑上很多天。“如果能在案发时就大致确定侦查方向该多好”。她萌发了一个想法：为这些基层民警寻找这个方向。看到国外研究犯罪心理画像的著作后，她觉得找到了方向。
今年上半年，本市某澡堂发生７人被杀的轰动大案。侦查员勘查现场发现，附近锅炉房里还有一家三口被杀了。李玫瑾告诉侦查员，这叫额外行为，即多余动作。锅炉房本是和澡堂无关的地方，连那家人也杀了，表明那家人认识疑犯，由此判断出疑犯的范围。后来，此案告破，结果如是。
“现代城市里，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大，易隐蔽；犯罪手段又日益智能化，案件侦破难度加大。”李玫瑾说。通过大量前期研究，她发现作一类案件的人往往有着相似的背景，她给这一类人的心理画了像，通过这些画像，侦查员判断出犯罪人的个性、背景、受教育程度，确定侦查方向。
心理画像有助预防、矫正犯罪
研究中，李玫瑾又萌生出把心理画像预防犯罪的作用更大地发挥出来的想法。她说，我国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研究犯罪心理画像，都是应用其矫正作用来教育转化犯罪人。如今，能否制定一个心理分值，在某个犯人刑满出狱前进行心理鉴定，测验他的行为恶习。如果鉴定结果表明其恶习仍存，即使把他放到社会上，也要重点监控。
今年春天北京发生的“４·４”特大碎尸案开庭审理前，李玫瑾见到被告人何永新。“他是个很聪明、心理活动很正常的人。”李玫瑾告诉记者，这也正验证了犯罪心理画像对性犯罪的特征之一的描述：有着良好的智力和社交能力，但其他业余兴趣极少，偏对女人感兴趣。何永新告诉李玫瑾他睡过不下２００个女人，他不愿结婚。“性行为一旦出现，就会上瘾，自我矫正能力差，”李玫瑾说，“犯罪心理行为的矫正越早越好。”
５年后攻下美国人不肯透露的指标
几年前，李玫瑾参观美国的司法部门，对犯罪心理画像极感兴趣的她渴望参观美国研究这一领域的“行为科学部”，但对方似乎有所保留，惟独这个部门没有带领中国的公安学者参观，这更激发了她研究这一领域的决心。
她了解到，国外已经有一整套的犯罪心理画像指标，侦查员可以对着这些指标确定侦查方向，国内显然没有。我们的侦查员在破案中已经不自觉地应用了犯罪心理画像，只是还不系统。李玫瑾准备通过自己的大量研究把这些指标制定出来。她说，比如，强奸案里包括小学老师强奸学生的占便宜型、把性作为最大乐趣为性作案的报复型；变态性犯罪中嫌疑人大多社会交往有障碍；纵火案的犯罪人多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以纵火发泄。把这些案件都以指标量化了，给侦查员提供侦破思路，提醒侦查员还有哪些侦破角度没想到。
“再给我５年时间，这套指标就能出来。”李玫瑾很有信心，因为已经做足了前期研究，她需要５年时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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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对节日是个侵害 冯骥才细说城市年味儿变迁新华网天津１月２４日电（记者 孟华）春节到了，很多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遗憾——“年味越来越淡了”。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人们把过年也“简化”、“快捷”起来：不再出去拜年，而是打个电话代替；少了放鞭炮、耍龙队，而是逛街购物；不少年轻人淡漠了春节，过起了洋节……
“城市里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缺乏年的载体”，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对记者说，过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涵义，“扬弃不等于放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需要现代的人们去挖掘、光大。
当记者问及，目前一些年轻人更关注圣诞节等一些“洋节”，而对春节却缺乏应有的热情时，冯骥才认为，这些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城市青年。他说：“我们看到众多民工返乡过年，我每年春节要到农村去，到集市里挤一挤，看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感，我们的春节还是有巨大的不可遏制的力量。”
对于城市的情况，冯骥才认为不能怨年轻人，“城市目前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没有年的载体，问题是我们把很多年的载体破坏了。比如现在很多媒体宣传过年不拜年，打个电话就算了，但电话与人见面拜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冯骥才认为，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加上一些运动的自我破坏，我们民族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现在我们对于传统不认真了，怎么好玩怎么来，这样是不对的。例如，大门福字的倒贴。按照民俗，福字倒贴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房里最里面的箱子上，表示福字到里面；还有一个是水缸和垃圾箱上福字倒贴，防止东西外流。很多地方过年风俗年三十很多东西不能往外扫，而是往里扫，矫正“倒”。
冯骥才回忆说：“我有一次赶上日本的樱花节，很多女孩子穿上和服，下着细雨，满地都是樱花瓣，那种虔诚，穿着民族服装的自豪感，与环境融合在一起，非常美好。我们要保护的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不只是一种形式，越是传统的越是纯洁的。”
冯骥才还认为，目前商家对节日是个侵害，在商家的鼓动下，民俗节日都变为饮食节、黄金周，人们过节主要是解馋、购物，民俗变成卖点也是挺可怕的。
对于外来的节日，冯骥才认为，节日分为政治性、风俗性和外来节日三种。他认为国外母亲节、情人节肯定能够在中国站住脚的，中国过去的节日中，人本的节日少，这些节日应该引进，可以丰富我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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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竞争的旗帜飘起 中国文化能否成为竞争力--------------------------------------------------------------------------------
2004年01月17日10:51 南风窗
对于这一代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建设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在竞争压力下，主动的选择和开放的创造。
本刊记者橡子
探讨文化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课题。面对已经有上万种定义的“文化”，很多
人的感觉也许会跟钱钟书先生一样：“你不问我什么是文化的时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一段时间以来，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谈文化，原因大概在此。
但是，社会的需求一经产生，就会胜过上千所大学。迈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最近一两年里，一股新的文化热潮悄然而生，并迅速蔓延开来。
文化竞争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热的第一个标志，是大力发展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大报告这一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繁荣的经济而没有昌盛的文化，只有物质的丰富而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称不上“全面小康”。
中国的领导人还认识到，文化建设事关国际形象，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渗透，世界之争不仅是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之争，也是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之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带来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各国间的频繁流动，更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交流比较。用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话，“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会处于被动守势”。
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相当多的文化部门还习惯于表态式、古董式、获奖式、图解政策式、单向灌输式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在国外，中国不少外交官给人的印象也是喜欢参加各类侨领侨团举办的餐会，而疏于和西方主流社会打交道。诸如此类的“文化”，不仅反映不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博大生命力，不仅与世界文明的基本通则不相融合，而且往往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偏见比无知更可怕”，这是我们对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的抱怨。但是，别人为什么有偏见？我们自己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是在消除还是在加强这些偏见？如何才能真正扭转中西之间的“传播逆差”与“形象逆差”？
把文化看作一种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领导人放眼21世纪全球竞争而作出的一个战略判断。美国在今日世界的“超强”地位，除了依靠资本、科技、军事之力，更是拜美国文化所赐。奥斯卡，NBA，星巴克，google，可乐，麦当劳，MTV，迪斯尼乐园，托福考试，哈佛，TIME，CNN……在文化贸易方面，美国恐怕对哪个国家都是大大的顺差。而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所以，10多年前，美国学者就乐观地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美国的原材料枯竭了，美国的工人也不愿工作了，但只要全世界还向往美国文化，我们在市场上就仍是不可战胜的。”“向往”二字，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文化创造何时能够达到让人向往的地步！
30年前的1973年，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预言，20年以后，“经济会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中国这个曾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国度，今天更多地却是在为“国际品牌”代工，挣国际品牌的加工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帮助“生产那种由(西方)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中国制造只是国际品牌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环节。中国要产生自己的国际品牌，没有强大的文化基础、文化认同，是断然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和在全球的文化地位，必将提出迫切的要求。
2003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课题，就是文化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开放是机遇，也是压力。中国“入世”已经两年多，据估算，到2005年，中国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将达到5500亿元，如果我们不抓紧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就只会成为国外文化产品进入的机遇。
中国城市：文化定输赢
在中国的诸多城市中，广州也许是最不设防、最少化妆的一座城市。它开放而务实，繁荣但朴素，“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财富非凡但“经验”很少。
这种局面在最新一任的市委书记林树森那里有了微妙但明显的改变。这位书记以前在任广州市长时就说过，“城市的发展最终还是以文化论输赢”。自2002年10月上任市委书记后，他更是多次阐述“文化定输赢”的观点。他说，社会的发展不能单纯看GDP的数量，“你去到国外，到纽约、伦敦，你讲不出这些城市的GDP有多少，但你对这些城市的文化品位、风俗等人文一定会有很深的印象。对于广州市民而言，GDP多少也许他们不太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生活水平是否有提高，就业情况如何，能否安居乐业，精神生活是否充实？”
人类的城市演进史表明，城市不只是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上的单位，还是文化学上的单位。对那些伟大的城市来说，它可以不是政治中心，甚至不是经济中心，但一定是文化的中心。一座城市没有文化，绝对担当不起伟大二字。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新兴的、后起的城市可以“跨越”经济增长阶段，但无法“跨越”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
一座城市的文化可以通过它的空间表现出来，如古希腊的城市广场，威尼斯的水路，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纽约的摩天楼，巴黎的凡尔赛宫，悉尼的歌剧院；也可以通过它的人文特色来体现，我们想到伦敦，就会想到它的戏剧、博物馆和大学城；想到巴黎，就会想到它的服饰、咖啡馆和文学；想到维也纳，就想到音乐；想到纽约，就想到它的传媒、自由女神像和百老汇；一座城市的文化，往往和传奇般的名人息息相关，例如圣彼得堡之所以成为俄罗斯文化的摇篮，是因为太多伟大的灵魂萦绕着这座城市，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更广的层次上，一座城市的文化，又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例如巴黎的浪漫，纽约的自由，伦敦的绅士风度，北京的皇皇大气。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在历史地理上的限定性，但是，追求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却是没有限定的。近几十年来，全球不少城市都把“人”的发展放在城市发展的首位，强调对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的关注。例如，新加坡的“心件”建设，包含了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市民合作精神、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美国亚特兰大的“城市再生”计划，提出了城市人文精神塑造的理念。
在中国，这是两种相映成趣的景象：一边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城镇化运动此起彼伏，一边是相对发达城市的人文化浪潮高涨不已。最近一两年，几乎所有国内发达城市都开始了对自己城市精神的讨论与提炼。
北京：围绕“人文奥运”，展示中华与北京的灿烂文明，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
上海：以申博为契机，城市精神的讨论持续展开，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海
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的导向，“精进、智慧、和融”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支持点。
广州：广州人精神的讨论进行了接近一年，口号提炼进入冲刺期。
西安：开展了城市精神的主题语征集活动，“人文长安融容世界”是众多市民主题语体现的方向。
青岛：2003年底，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讨论、提炼、总结，正式确定以“诚信、博大、和谐、卓越”作为城市精神的最终表述。
南京：从2003年初组织开展“塑造南京城市精神”大讨论，城市精神的主要内涵已逐渐形成共识，“厚德载物、同进文明”等四种概括进入表决期。
杭州：提出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说法。
长沙：提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
大连：提出“创造、创业、创世”的口号。
深圳：以“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为目标。
成都、无锡、苏州等地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就城市精神进行调研，展开讨论……
我们愿意把上述这些城市的举措理解为90年代为招商引资而比拼政策优惠之后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的新走向，它们开始按照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原则给自己以新定位，因此纷纷举起了文化的新旗帜。不用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值得提醒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精神也是一个自然生成、发育成长的比较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拔苗助长、毕其功于一役、做表面文章就能完成的。求近功速效的“文化政绩”观念应该力戒，简单通过群众运动和盖几座文化设施的突击式方法也应该警惕。
公民素质与制度文明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归根结底，是由公民素质与制度文明来决定的。
上海在讨论城市精神时提出，城市精神是在人民群众中间生长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塑造城市精神的主体。“拿地铁候车来说，日本的地铁里面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专门的候车区和下客区之分，乘客们都是自由排队，秩序也是很好。上海现在投入了很多地铁保安，还花心思分区域，但是坐下来感觉排队的秩序就是不太好。”
上海尚且如此，我们似乎不需要举出更多例子，去证明社会公共空间里的诸多缺陷。记者在美国留学时有一位导师，圣诞节去教堂，忘了打亮自家花园的灯饰，他从教堂回家后，看到邻居家的院子灯光美丽，心里十分不安，原因是他没有给社区环境做出和邻居一样的贡献。他说，美国人建房子都会征求邻居意见，惟恐破坏了小区整体风格。如果你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乱来，社区环境就会越来越差，房屋贬值，有钱的人搬走，再搬来一些更乱的人，大家都是输家。
“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这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70多年前考察美国社会的描述。所谓“乡镇组织”(当时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乃是今天所谓公共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乡镇精神”，就是乡镇组织的自治传统，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按照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若想更改，就要找个日子召集全体选民大会讨论和表决。
再回到本节开头的例子，在记者看来，地铁里市民的表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精神塑造的关键，恐怕还是如何进一步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的价值，调动蕴涵在千万市民身上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为什么不善待公共社会？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得到应该的公民待遇。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权利，也就无法在公共空间发挥自己的价值。在2003年，中国一些流光溢彩的大城市因为某些案件和拆迁纠纷，其人文形象都大受影响。可见不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则一座城市的物质再发达，其文化上的形象都不是那么可爱的。
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单靠文化建设自身就无法解决了。物质文明是文化兴盛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只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才能为文化发展奠定持久无忧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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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造美女”公开身份彰显社会宽容新华网武汉１月２８日电（记者 戴劲松）春节前夕，哈尔滨姑娘曹丹丹在脸部进行整形后便主动接受记者采访，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其手术前后的相貌变化。这并没有给年仅２１岁的她带来丝毫不快。
这位正就读于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女大学生十分平静地说：“我希望自己的选择能得到大家理解。虽然不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身边大多数亲戚朋友的支持立场，还是让我感到很温暖。”
此后半年内，曹丹丹的身体上还有１０多个部位要进行手术，几乎是“脱胎换骨”，成为“人造美女”。自号称“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郝璐璐于去年底勇敢“出炉”后，全国各大中城市近来已有不少女孩公然走向手术台，给人一种整形热空前的印象。有报道称，美容继住房、汽车、旅游之后成为中国第四个消费热点。
但事实上，中国美容业已走过１０年，成功例子早已数以万计。可在１０多年前，做美容手术完全处于“保密”状态。用全国知名整形专家汪良明的话说，中国已涌出了大量“人造美女”，只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是被“塑造”出来的。
正是长期有担忧舆论压力而把做美容手术看作个人隐私的心态，才有了郝璐璐今天的“第一效应”。“更确切地讲，郝璐璐应该称做中国第一位自愿公开暴露身份的‘人造美女'。” 汪良明说。
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陈望衡教授说：“美容本身是个人在物质生活提高后的一种精神需求，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而做美容手术的人敢于公开身份，且不谈商家的市场运作等因素，从更深层次上看，体现了社会宽容度日趋提高，这也是一种进步。”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宽容度还相当低：歌星邓丽君的歌被斥为“靡靡之音”而禁止社会公众听唱，当时青少年引为“时髦”的喇叭裤、高跟鞋以及烫染头发等也都被视为腐朽生活方式……
武汉中澳整形医院院长余欣芮也强调，公众应用平和的眼光去看待“人造美女”，否则会伤害了还非常稚嫩的中国整形美容业，进而增加消费者的心理压力。像吃饭穿衣一样，美容是个人的选择。面对这些爱美者，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会帮她们分析判断，如果能起到好作用则会鼓励，否则就加以劝阻。从目前的反映来看，社会给了“人造美女”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建宗认为，对少数人的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宽容与尊重，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从人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理解、感受和追求来看，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乃是本性使然。因此，一个社会惟有顺应人的这种本性而容忍、鼓励其公众独立自主地进行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才有可能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对当前“人造美女”有些过热的势头表示担忧。有学者表示，在不反对任何人追求完美的自由和行动的同时，也须提倡智慧、善良、爱心、独立以及心理健康等诸多内在品质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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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英雄二人喋血斗贼 市民三十无人援手英雄正在抢救中。
1月26日晚上6点钟，来自宿迁市宿豫县的夏方泉，在南京市大桥南路勇擒一抢劫犯，引来了其同伙围殴，现场围观的市民竟然不援手，甚至都不愿意借个手机报警。
晚上6点许，正在度寒假的南京武警指挥学院大一学员夏方泉，刚刚带着女朋友刘敏从老家来南京游玩，当晚在大桥南路一大型超市旁的小巷子里吃砂锅。突然听到有人叫手机被抢了，夏方泉立即循声望去，只见一名20多岁的女孩正尾随一名18岁左右的男子，想要回自己被抢的手机，而该男子竟然还恶狠狠地要打这名女子。就在歹徒正往巷子里逃窜时，孤身一人的夏方泉快速追了上去，追出数百米远，与歹徒展开搏斗，并成功制服了歹徒。当夏方泉扭住这名歹徒时，忽然，从旁边冲出来四五个手持铁棒的人，夏方泉奋力与他们搏斗，被对方打倒在地。刘敏见男友被围攻，奋不顾身上前拉人，结果也是多处被打，额头还被打了鸡蛋大的包。行凶者在临离开时，还示威似地掏出匕首刺向夏方泉左大腿外侧。顿时，躺在冰冷地上的夏方泉，感到刺骨地疼痛，大腿上血流如注。而此时，事发现场有30多人围观，却无一人报警。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位小贩似有隐衷，不愿对记者多说。而一位旁观者则告诉记者，其实这些抢劫的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现场那么多人，只有他站出来，我非常感谢。”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董琪不禁泪流满面。作为失主，董琪是非常负责任的。她告诉记者，当晚她下班后准备回在大厂的家，在大桥南路的盐葛站上车时，觉察到背的包动了一下，她下意识地翻了一下包时，发现手机被盗，而窃贼又正挤下车，小董急忙下车，大叫“抓贼啊”，并跟着这名歹徒上百米远，罪行暴露的歹徒见甩不掉小董，竟然回头要打小董，幸好这时夏方泉赶到了。董琪告诉记者，随后她看到两人打成一团，心急地向路人借手机准备报警，没有人肯借，旁边的小吃店老板看见了也默不作声。
在414医院，看着夏方泉及其女友被血染透的衣裤，缝了11针的大腿、打断的鼻梁以及流血的眉头、受伤的额头，人们为英雄的壮举鼓掌。这时董琪手提一个果篮急匆匆地赶来了。她说刚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得知夏方泉受伤住进了医院，就立即买了果篮来看这位英雄。在现场，双方还为出医疗费的事“争执”了起来，小董掏出钱夹，取出所有的钱凑给医院，但被夏方泉及女友力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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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务员预报“小偷下站上车” 消极防范是否妥当本报葫芦岛消息(驻葫芦岛记者冯玉兴) “车上的乘客大家请注意，下一站车上将上来几个小偷，大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钱包和随身携带物品……”听到这样一个提前“扒窃预报”，也许您不相信，也许更不能让人理解。很难想象，当人们乘坐大客车没到地点，“扒手”即将上车时，乘务员居然给车内乘客提前打了这样一个“扒窃预防针”。昨日，记者乘车就遇到了这样一件既可笑又可气的事情。
当日上午8时30分，记者在葫芦岛车站乘大客车回老家探亲访友，当所乘坐的客车经过某地时，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人们突然被乘务员的大嗓门“镇住”，只听乘务员大声对乘客说：“大家请注意了，过会儿有几个扒手要上车，请大家做好防盗准备，不要麻痹大意，以免大过年的破财丢钱。”“怎么会这样呢？”当时车内乘客大部分都很惊讶，也有少数人好像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过了三五分钟，到了某一个站点果真上来了3个“相貌不俗”的男青年。上了车以后，这3个人起初还算安稳些，有的装成睡意很浓的架势，不时还打几个大哈欠，车上大部分人都已经看出了这3人是在故意“打马虎眼”，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车内乘客也假意“将计就计”，对3人不屑一顾。谁知不久这3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东张西望，趁道路不好走、汽车一路颠簸和身旁人“不备”之机，左晃右晃，以掏钱买票为由，一连掏了左右3个人的衣兜和裤兜，但由于车上的乘客都已经有所准备，这3个“三只手”很显然是一无所获，在另一个站点地悻悻下了车。
等到“扒手”下车以后，车内乘客纷纷对司机和乘务员说：“你们明明知道他们是小偷，怎么还让他们上车，为什么不提前报警呢？”不料乘务员一脸无奈地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帮人作案频繁，活动规律早已被我们掌握了。由于天天都要在这条线跑，我们不敢得罪他们，只好使出了提前‘预报’这一招。你们知足吧，我们车算是比较好的了，有的车明明知道小偷上车，根本不闻不问，害得不少乘客钱包被盗。”
记者感言：毋庸置疑，乘务员进行“扒窃预报”，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善意应当肯定，但总给人一种“正不压邪”的感觉。本次车上，乘务员对小偷采取的是“防范在先”，这是一种可悲又消极的选择，为什么不采取报警等更积极的行动呢？虽然小偷在你这趟车上没有得手，那么在其它的车上呢？如果小偷天天上车，即使天天进行“扒窃预报”，也难免会“大意失荆州”。小偷永远都应该是“过街老鼠”，是人们唾弃和打击的对象。不知道这既可怜又可悲的提前“扒窃预报”还要预报到什么时候？
来源：【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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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消灭”能不能实现？社会各方说法不一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办法中的“前科”指的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累犯和虽是初犯、偶犯，但性质较为严重的不在其列。其程序是由原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了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等项进行考核、调查，法院审查通过后，对申请人作出决定撤销前科裁定，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先前的法律地位。相关部门以适当方式处置其前科材料，其刑事处罚、法律文书不再记入其户籍及人事档案。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歧视。
这一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发了争议。记者于春节前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除非背井离乡
王女士进来时，脸冻得通红。
春节前夕，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天气很冷。
坐在记者租住的宾馆的椅子上，王女士慢慢地取下围巾，神情有些局促不安。王女士今年50岁，是一位17岁少年的母亲。她惟一的儿子，因犯盗窃罪被判了刑。
“再过几天，孩子就要出来了。”王女士说话很慢，像是很吃力。“这孩子平时也不是坏得不行，就是不爱学习，爱去网吧。我和他爸对他要求很严，可能是过严了。有一天他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几天后，公安局通知我们，说他偷了人家的东西……”
“孩子就要回家了，你该高兴呀。”记者说。
她垂着头，半晌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抹抹悄悄淌出的泪水，说：“以后怎么办呀……孩子在狱里面写过一个认识，写得很深刻，他说，这次犯罪毁了他的一生。我就在想呀，这孩子犯过罪，将来就业谁要呀？要是哪儿都不要，没个正经事，再犯罪怎么办？”
“如果，孩子的犯罪记录不记入档案的话，你还会担心吗？”
她望着记者，似乎没听明白。于是记者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做法向她做了解释。她听后说：“那敢情好，能让孩子今后少受点影响。不过那样儿的话，除非背井离乡，不然，街坊、我们的同事、孩子的同学、街道办事处都知道，瞒不住的。再说，如果在当地，即便记录没了，用人单位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要歧视孩子？”
消灭不消灭并不重要
在和王女士交谈后，记者找到了王女士儿子的辩护律师司丽华。当问起她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看法时，司丽华说：“‘前科消灭’的做法从有利于孩子成长来说是个好事，但能不能消除社会的歧视？这就难说了。同时，我担心如果这样做了，那些有问题的孩子会不会产生侥幸心理：反正我犯了罪也不记入档案，别人也不知道。”
这位女律师接着说：“我认为，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前科消灭不消灭的并不重要。”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做法能不能实现？应该如何看待？记者请教了陈兴良和皮艺军两位专家。
效果令人怀疑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基层法院，能够提出这么一项现行法上所没有的举措，是难能可贵的。
他说，我国刑法虽然未规定前科制度，但在法律上，前科会给犯罪人带来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刑事上的，在再犯的情况下，前科是一个确定从重处罚的事由；二是民事、行政法上的，有前科的，不得从事某些特殊行业的工作。比如根据法官法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在我国没有前科消灭制度的情况下，一个人一旦因犯罪受过处罚，前科将伴其终身。因此，我国刑法无前科之名而有前科之实，由于无前科消灭制度而使前科制度过于苛刻，确有不利于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之弊，尤其是未成年人。
法院推出的前科消灭举措，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推行，其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基层法院出具的前科消灭证明书真的能够消灭前科吗？比如，一个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犯罪受到人民法院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期满后经过考核符合前科消灭条件，人民法院给前科消灭证明书。10年后，该人在法律院校毕业到人民法院求职，在法官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该人能担任法官吗？如果允许担任，显然违反法官法；如果不得担任，前科消灭证明书又有何用？前科消灭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是一种配套的法律制度，立法是其前提。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一个基层法院推出的前科消灭举措是不能实际地发生作用的。我认为它只不过是以一种实际姿态表明了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立法机关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我们期盼着前科消灭制度早日出台。
摘掉孩子头上的“标签”
皮艺军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法学教授。他说，在犯罪学中有一种理论被称为“标签论”。这一理论有两层含义：一是认为行为的性质是外部标定的结果；二是揭示出标定的过程所具有的负面效应。青少年犯罪后所受到的刑事处罚，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标签。而前科记录，就是对犯罪少年所做的烙印化处理。
皮教授说，前科记录，就是这样一个标签，一个插上前科标签的孩子，要想重新健康地生活，他所面临的困难比其他的孩子要大得多。从保护原则出发，前科记录肯定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社会现实表明，在给犯罪少年插上“犯罪标签”的时候，往往是十分坚决的、正式的，而在摘去他们头上的标签时，却常常顾忌到刑罚的报复和社会的公正。而惟独没有考虑到，对社会化不完全的孩子继续保留他们头上的标签，不更是凸显了另一种不公正吗？因此，消灭前科记录，便成为少年司法中不可或缺的选择之一。
但前科消灭，不等于孩子没有过犯罪，在法院的卷宗内，犯罪和处罚的记录依然是存在的。消灭前科记录，其目的是在当事人的人事档案中对犯罪经历和处置过程不做记载。因此，法院发出的前科消灭证明书，不是证明他没有过犯罪，而是证明，对他的犯罪经历在相关的人事档案中不做记录，并借此向所有准备接收他的学校、单位做出证明：这个孩子过去的犯罪经历，不应对他伸张求学、就业的权利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去烙印化”的过程，是孩子顺利回归学校和社区的必要前提之一。
皮教授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尚属空白，建立起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当前立法的重点项目。对这一全新的领域在不违反司法原则的前提下所做的探索首先应当鼓励，而不应当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予以封杀和禁止。
他们为何没把“前科消灭”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崔立伟 实习记者 陈晓英 本报通讯员 韩红 邢雪梅
记者获悉，与长安区相邻的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曾在1994年就提出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想法，但后来却未这样做，这究竟是为什么？
协调难风险大无依据
新华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范玉荣和法官丁虹将一大摞卷宗放在桌子上，两位女法官带着歉意的笑容说：“实在对不起，1994年那份文件没有找到，但内容我们还都记得。那上面有一条是这么写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是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在一年以内没有再犯的，法院负责与公安机关协调，将其犯罪记录消灭……’”
“为什么没有实行呢？”记者问。
法官丁虹说：“一是难度大。前科消灭的做法与社会各部门协调起来太困难。二是风险大。青少年罪犯也还是有不稳定的因素，谁也不敢保证他不重新犯罪。同时，我们也找不到这么做的法律依据。后来院里达成了共识，作为基层法院，我们没有权力去消灭前科，消灭前科要有相应配套措施，应该由国家来制定制度来实行。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改变了做法。”
找到了一种更稳妥的做法———“淡化”
“我们找到了一种更稳妥的做法，就是将审判工作向社会延伸，通过对未成年人罪犯的长期跟踪帮教和对被帮教对象周围环境的改善，达到淡化前科的目的，而不是消灭前科。”庭长范玉荣介绍说，“首先，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从立案侦查到逮捕要最大限度地采取秘密方式，尽可能的不要开着‘嗷嗷’叫的警车，兴师动众地实施抓捕，在合法的前提下做好保密工作。庭审时，一定要通知法定监护人，并指定代理律师，使他们既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又能体会到社会、亲人对他们的关爱。我们少年法庭的布置采用的是‘u’形桌，让他们坐在其中受审，以减轻其心理压力。法官审案时，语言既要体现法律的威严又要温和，不采取刺激性的语言。总之，要把他们当成一个孩子而不单纯是个罪犯。宣判之前，我们要和公安协商，不主动通知学校。如果学校知道了实情，我们会向学校建议，不要开除他们，不要把他们过早地推向社会。”
“淡化”与“消灭”有什么不同
法官丁虹是个酷爱审判工作的年轻人，目前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她说：“我认为，前科消灭应该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而淡化前科的工作是基层法院应该努力去做的。比如说，在国家尚未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之前，我们新华区法院为某个人消灭了犯罪记录，如果有一天，此人入伍或就业了，他要不要遵守刑法的规定，向有关部门如实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报告，行为违法，报告了，前科消灭又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消灭与淡化区别就不大了，其作用应该是类同的。前科淡化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力争让社会改变观念，不要歧视未成年罪犯。从这些年的实践看，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还是支持法院工作的。另一方面是未成年人罪犯内心的淡化，通过长期跟踪帮教，让他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为符合帮教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建立‘帮教档案’。”说到这里丁虹笑笑，“一说‘档案’好像特别严肃，其实，这不过是我们法院帮教工作的一个流程表。”说着，她递给记者一本“帮教档案”。
这是一本有着制式封皮的线装册子。翻开册子，第一页是起诉书，接下来是失足少年调查表和家庭调查表，那上面详细记录着失足青少年的情况，甚至包括“兴趣爱好”。在首次询问记录、庭审情况记录的后面，是一份“帮教协议”，协议上有法院、公安派出所、学校或家长的签字。档案的最后是少年犯每隔两三个月所写的“思想汇报”。
“思想汇报”凸现“淡化”之功
记者翻阅了法官们带来的“帮教档案”，其中一个叫贾某的少年犯的“档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贾某在两年内向新华区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们写了8份“思想汇报”，与法官互相沟通。从这8份不同的信纸但同样是磕磕绊绊的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思想变化的轨迹。现将其摘录如下(有删节)：
尊敬的叔叔、阿姨：
我叫贾某，因盗窃罪，于1995年9月被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这回给我的教训太深了。我以后一定要离开“犯罪”这两个字眼，一定不在动别人的任何一样东西，决不和“犯罪”两个字打交道，我要把我的思想改正得和正常人一样。
你们的孩子贾某
1995年10月29日
……在这两个月里，我前一个月作了一些小买卖，我第一次卖秋衣秋裤，没有挣到钱，所以我打算卖些带鱼。我现在感觉到了政府对我的照顾了，又想到了犯罪是没有用的。只要我实实在在地干一件事一定能够做成的，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度过这两年……
1995年12月31日
……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了我的刑期少了好几个月了，在这正常的时期，我一定要做出正常的事来。一定要把自己的毛病一点点都抹去，要学习他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
1996年3月1日
……我在五月份上了学，学的是厨师，在铁路烹饪学校，我打算学好之后，让家里人给我找个饭馆，做一些菜练练手，如果有能力自己开一个饭馆从事小本生意。
在这10个月里，我感觉着人生是很艰苦的，但是人想生存只能依靠自己，不能靠别人，我一定要把自己管好，现在我还小，能做点事情，我一定做，不能做的事情，我也不能强迫自己去做……
1996年7月1日
……在以上的这两个月里，我在家附近的小饭店里做帮工，挣些钱以补家用。因为我，家庭破落了，我爸我妈，身有疾病，我因此饱尝了错误的痛苦。
在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体会到挣钱的不易，从而懂得了不劳而获是不可取的，今后的时间里，我会努力的工作，来补偿过去所损失的一切，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报答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不在重回过去，办一些对不起父母的事情……
1996年8月29日
……在这个月里，我天天都在那个小吃部上班，给我的感觉是我学好了，我家大院里的人都说我两手很巧，很能干，我感觉自己能够在那干活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也不满足，我还要好好学学，学会那里面所有的事情……
1996年10月31日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还是和以前的一样，在小吃店干活。有时碰见一些以前的朋友，但是我时常告诉自己，不要和他们在一块玩了。
现在我已经回来一年了，在这一年多里，我才真正知道自己以前做的是不对的，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1996年12月31日
……还有四个月我的刑期就满了，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思，认识到了以前的错误，并决心以后要好好做正当工作，我一定珍惜政府给我的这一次机会，我不会再辜负政府和家人对我的信任，我以后一定努力从小事做起，在各位叔叔阿姨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会好好做人做事，为社会增砖加瓦，做一名对社会有用之人……
1997年5月19日
家长说：现在省心了
为进一步证实淡化前科的效果，记者特别采访一位失足青年的家长。
这位家长姓吕，留着一脸边缘修得十分整齐的连鬓胡子，看上去像假的。别看五十几岁的人了，穿戴不仅时髦还有点青春色彩。
说起儿子的犯罪经过，老吕并不那么愤怒或者悲伤，反倒像讲着和自己不相关的事。
“我那小子，再过三个月就十八周岁了。那小子不爱学习，从来不写作业；爱玩儿，经常往网吧里跑。这回玩大发了，和几个小哥儿们从网吧里出来，把人家放在门口的一辆大摩托车捅咕着了，开跑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为了钱，我开了个洗车房，日子过得不错，少不了给他钱花。这下儿老实了，被新华区法院判了个缓刑。我想：毁了，这辈子怎么弄呀？正犯愁呢，新华法院的范玉荣范庭长和法官们找到我，说要搞审判延伸，要对我那小子进行跟踪帮教。就是别让孩子成天心里嘀咕这点事，为这事抬不起头来，要放下包袱，要重新做人。后来，人家范庭长隔三岔五地就来个电话，有时还把小子叫到法院座谈座谈。我那小子特别听法官们的话，我觉着法官说话有力度，人家毕竟是执法部门的人。现在，我那小子在超市工作，这么长时间了，风雨无阻坚持上班，表现挺好。”老吕说着轻轻地摆了摆腿。
学校说：我们的观念变了
“说实话，我们当时已经决定把他开除了。”他望着记者，停顿了许久，似乎在等待记者问“后来呢”。“一个盗窃好几台电脑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两年的学生学校是肯定不会再留的。”石家庄市第二职业中专教育处的路明老师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道，“学校要顾及名声呀，否则，谁还到你这儿来上学？”
“宣判之后，新华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找到学校，建议学校不要开除这个学生。他们说，如果把这样一个未成年人推向社会，可能会毁了他的。学校后来改了主意，把这个学生留下来了。”
“学校为什么会接受法院的建议呢？”记者问。
“学校认为法官们的做法是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学校应该支持。”
路明慢慢地点着头说。“这个学生表现还可以，我们也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学校和班主任把他当做正常学生看待，尽量淡化环境对他的压力。这个学生1999年从学校毕业，后来又找到了一份工作，直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再次触犯法律的事。”
“这次尝试你们有收获吗？”
“当然。”路明严肃地说，“主要是我们的观念有所转变。未成年人毕竟年龄小辨别是非的能力差，应该本着挽救他的精神，给他一次机会，不能开除了事。这个学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无论前科消灭还是前科淡化，即便国家有了前科消灭的制度，社会都要真正转变观念，不要歧视，多些关爱，偶犯错误的青少年是可能被挽救的。”
“淡化”，需要全社会的配合
“这些年，我们共确定了106个帮教对象，重新犯罪的有6个。”在结束了两天的采访准备回京时，新华区法院主管少年审判庭的郭占枝副院长说，“也许，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太满意，但我们深知来之不易。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体系，只靠一个基层法院几个人的力量，难度太大，只有全社会给予配合才能做成。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为给刑满释放的青年找份工作，法官经常要做担保。这些未成年人罪犯多数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律师不愿代理这种案件，指定个辩护律师都难。当然，也有好的，我们这儿有位名叫赵明堂的律师，几年来一直为一些未成年人做辩护，从来不计报酬。如果这样的人和单位多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相关链接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86条规定：因实施犯罪而被判刑的人，自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前科消灭或撤销之时，被认为有前科。并规定，前科的消灭基本上根据法院所处刑罚决定，如果所处刑罚为剥夺自由，则前科的消灭取决于犯罪的种类。该刑法典第86条规定，被判处比剥夺自由更轻刑种的人，服刑期满后过1年前科自动消灭。对于因轻罪或中等严重犯罪而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3年前科消灭。对于实施严重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6年前科消灭。对于实施特别严重的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8年前科消灭。
在某些国家刑法中，前科消灭制度也称为复权。《意大利刑法典》第178条规定：复权使附加刑和处罚的其他一切刑事后果消灭，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燕子报春》系列新闻----社会
择校费”就是“教育贿赂” 重庆学校调查李国 李建 周明进
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更令人忧虑的是，“择校费”已演变为“权力寻租”的一种形式。一些掌握实权的人，为了子女能就读重点学校，给学校批“条子”、“打招呼”。学校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而送“招生名额”常常只被简单理解为“协调关系”，可以逃避法律约束。“择校费”成了一种“教育贿赂”的资源。“上山打猎见者有份”
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年关左右，各个学校都发了年终奖。普通中学发几百，某些重点中学发几千。重庆市直属重点学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去北京、上海等地招收重点大学的硕士生，据说硕士生趋之若鹜，主要原因是月薪可观，到校即可拿3000元以上。
近几年，各重点中学掀起了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重点中学的校长变着法儿出国，飞机越飞越远。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徐晓委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择校费是腐败费”一点不为过。
记者在一份名为《治理教育腐败从取消“择校费”做起》的提案中看到，重庆市某些中学收取“择校费”已进入市场化按质论价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交的钱越多，读的学校就越好。例如渝中区某些重点中学的择校费，最高竟达4万元。沙坪坝、南岸的一些重点中学、普通中学也有从1万元到3．5万元不等的择校费。就连三峡库区贫困县某县重点中学每个择校生也得交1～2万元不等的择校费。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
开学前夕，教育乱收费在重庆成为舆论焦点，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当地教育部门开通的热线电话热得发烫，短短几天时间就接到家长的投诉电话200多个。
在全部收费种类中，家长们反映最强烈的仍然是择校费，总共83起，占投诉总量的34.7％。原因在于它不比学校平时几十、几百的收费，动辄一次都是成千上万，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择校费在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字：“捐资助学费”、“借读费”、“赞助费”、“建校费”……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收取择校生和择校费，但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是，不管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从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一直“贯穿”到高中，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学校都按照自定的不同标准向学生家长收取。
重庆高新区一名拆迁户家长投诉称，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他的小孩本来就应该就读高新区实验小学，拆迁办也开了证明，但学校依然要收取5000元的择校费。
投诉率紧随其后的是择班费，总投诉48起，占总量的20.1％。目前，很多学校都违反重庆市教委不准乱办班乱收费的规定，擅自办各种尖子班、实验班、特长班、快班等，并借此收费。重庆巴南区鱼洞镇某校所办的学前班，竟然也分出优劣，普通班收费460元，而一种名为“未来班”的特殊班收费760元。让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利益“让步”
“与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相比，社会上对学校腐败一般采取忍耐的态度，‘名校’腐败成为大家默认的腐败。”一些重庆人大代表忧心忡忡，呼吁实行“校务公开”遏制“名校”腐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已取消重点学校制度，采取就近入学办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期望子女受优质教育的要求日益强烈，于是“择校风”愈演愈烈，择校费扶摇直上。
“‘择校费’的有市有价，事实上是大家共同酿造了一些‘名校’的腐败基因。”重庆人大代表李祖伟说，“公费赞助”的黑洞更是深不可测。一些企业以支持教育的名义，向名校拨出大笔公款，而企业高层领导的子女则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名校就读，这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直接结果。
一些重庆市人大代表给某“名校”算过一笔账：初中部每年招生400人，划片就读的200人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不能收费，剩下的200人包括“条子生”在内以平均每人4万元计算，“收入”总额在800万元左右。
这笔庞大的资金，往往在政府财政体外循环，缺乏必要的监管，既没有进行财务公开，也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一个谁也无法监管的黑洞。
优质教育目前在中国还属“短缺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垄断与使用，往往会演变成为物与钱的交易。以“名校”腐败为代表的教育腐败还集中体现在对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升学考试制度的肆意破坏，通过物钱交易、权钱交易，来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如“关系生”、“条子生”、“高价生”、“择校生”以及考试作弊，保送生“暗箱操作”等。重庆人大代表黄泰康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中，基础教育的主体也还是公立学校，就是私立学校大多数也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只是在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前提下，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并免征法人所得税。通过这样的财税政策，来确保学校得以教书育人，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收取“择校费”来树立“名校”名声、促进少数学校的发展，而且没有任何监督、管理的硬性措施，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教育“产业化”。
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治理教育腐败还应该标本兼治、双管齐下。首先治“标”。按照教育部1998年12月出台的《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要求，坚持中小学不招择校生、不收择校费，按就近入学、分片包干的原则收生入学，已有的完全中学不要随意取消初中部。其次治“本”。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重点学校扶持薄弱的普通学校，不断缩小“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消除择校根源，从而根除择校的弊端。
再就是要把“择校”纳入管理轨道，对公开收取的“择校费”，应硬性规定其出路，即主要用来向“薄弱学校”输血。这意味着，对“重点学校”而言，消除其财务黑洞，减少其腐败的机会；对家长而言，则相当于你的孩子一旦择校，就等于向“薄弱学校”捐了款。
连英俊委员称，要取消择校费肯定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就是要让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利益“让步”。
《燕子报春》系列新闻----社会
“择校费”就是“教育贿赂” 重庆学校调查
李国 李建 周明进
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更令人忧虑的是，“择校费”已演变为“权力寻租”的一种形式。一些掌握实权的人，为了子女能就读重点学校，给学校批“条子”、“打招呼”。学校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而送“招生名额”常常只被简单理解为“协调关系”，可以逃避法律约束。“择校费”成了一种“教育贿赂”的资源。“上山打猎见者有份”
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年关左右，各个学校都发了年终奖。普通中学发几百，某些重点中学发几千。重庆市直属重点学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去北京、上海等地招收重点大学的硕士生，据说硕士生趋之若鹜，主要原因是月薪可观，到校即可拿3000元以上。
近几年，各重点中学掀起了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重点中学的校长变着法儿出国，飞机越飞越远。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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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委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择校费是腐败费”一点不为过。
记者在一份名为《治理教育腐败从取消“择校费”做起》的提案中看到，重庆市某些中学收取“择校费”已进入市场化按质论价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交的钱越多，读的学校就越好。例如渝中区某些重点中学的择校费，最高竟达4万元。沙坪坝、南岸的一些重点中学、普通中学也有从1万元到3．5万元不等的择校费。就连三峡库区贫困县某县重点中学每个择校生也得交1～2万元不等的择校费。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
开学前夕，教育乱收费在重庆成为舆论焦点，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当地教育部门开通的热线电话热得发烫，短短几天时间就接到家长的投诉电话200多个。
在全部收费种类中，家长们反映最强烈的仍然是择校费，总共83起，占投诉总量的34.7％。原因在于它不比学校平时几十、几百的收费，动辄一次都是成千上万，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择校费在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字：“捐资助学费”、“借读费”、“赞助费”、“建校费”……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收取择校生和择校费，但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是，不管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从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一直“贯穿”到高中，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学校都按照自定的不同标准向学生家长收取。
重庆高新区一名拆迁户家长投诉称，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他的小孩本来就应该就读高新区实验小学，拆迁办也开了证明，但学校依然要收取5000元的择校费。
投诉率紧随其后的是择班费，总投诉48起，占总量的20.1％。目前，很多学校都违反重庆市教委不准乱办班乱收费的规定，擅自办各种尖子班、实验班、特长班、快班等，并借此收费。重庆巴南区鱼洞镇某校所办的学前班，竟然也分出优劣，普通班收费460元，而一种名为“未来班”的特殊班收费760元。让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利益“让步”
“与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相比，社会上对学校腐败一般采取忍耐的态度，‘名校’腐败成为大家默认的腐败。”一些重庆人大代表忧心忡忡，呼吁实行“校务公开”遏制“名校”腐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已取消重点学校制度，采取就近入学办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期望子女受优质教育的要求日益强烈，于是“择校风”愈演愈烈，择校费扶摇直上。
“‘择校费’的有市有价，事实上是大家共同酿造了一些‘名校’的腐败基因。”重庆人大代表李祖伟说，“公费赞助”的黑洞更是深不可测。一些企业以支持教育的名义，向名校拨出大笔公款，而企业高层领导的子女则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名校就读，这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直接结果。
一些重庆市人大代表给某“名校”算过一笔账：初中部每年招生400人，划片就读的200人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不能收费，剩下的200人包括“条子生”在内以平均每人4万元计算，“收入”总额在800万元左右。
这笔庞大的资金，往往在政府财政体外循环，缺乏必要的监管，既没有进行财务公开，也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一个谁也无法监管的黑洞。
优质教育目前在中国还属“短缺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垄断与使用，往往会演变成为物与钱的交易。以“名校”腐败为代表的教育腐败还集中体现在对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升学考试制度的肆意破坏，通过物钱交易、权钱交易，来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如“关系生”、“条子生”、“高价生”、“择校生”以及考试作弊，保送生“暗箱操作”等。重庆人大代表黄泰康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中，基础教育的主体也还是公立学校，就是私立学校大多数也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只是在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前提下，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并免征法人所得税。通过这样的财税政策，来确保学校得以教书育人，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收取“择校费”来树立“名校”名声、促进少数学校的发展，而且没有任何监督、管理的硬性措施，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教育“产业化”。
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治理教育腐败还应该标本兼治、双管齐下。首先治“标”。按照教育部1998年12月出台的《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要求，坚持中小学不招择校生、不收择校费，按就近入学、分片包干的原则收生入学，已有的完全中学不要随意取消初中部。其次治“本”。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重点学校扶持薄弱的普通学校，不断缩小“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消除择校根源，从而根除择校的弊端。
再就是要把“择校”纳入管理轨道，对公开收取的“择校费”，应硬性规定其出路，即主要用来向“薄弱学校”输血。这意味着，对“重点学校”而言，消除其财务黑洞，减少其腐败的机会；对家长而言，则相当于你的孩子一旦择校，就等于向“薄弱学校”捐了款。
连英俊委员称，要取消择校费肯定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就是要让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利益“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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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人造美男”人选确定 将成陆毅翻版“人造美女”越来越多，“人造美男”也即将出炉。昨日，曾塑造不少“人造美女”的武汉中澳整形医院院长余欣芮向晨报记者透露，由该医院打造的“中国第一人造美男”已在昨日敲定最后人选，一名待业青年将可能成为影星陆毅的翻版，所有整形手术将在4月中旬完成。
整形是母亲鼓励的结果
昨日下午，晨报记者见到了即将走上整形手术台的“中国第一人造美男”李念飞（化名）。李念飞不愿以真面目示人，他戴着墨镜，而且故意将帽沿压得很低。他今年30岁，身形高大强壮，但性格却异常内向。他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第一人造美男”候选人全是母亲鼓励的结果。因为他至今还待业未婚，60多岁的老母亲没少为此操心唠叨。
经过记者长达30分钟的软磨硬泡，李念飞终于同意摘下他的墨镜和帽子。这是一张天生就有缺陷的脸，眉骨高、鼻子塌陷还向左倾、下颌宽，脸上长满大大小小的疙瘩。李念飞很是自卑地告诉记者：“说来惭愧，30多岁了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以前，亲朋好友帮他介绍了许多女孩子，但见第一面后就都没有了下文。
在工作中，长相也给李念飞带来了诸多麻烦。上个月他还在一家纸箱厂工作，但同事都觉得他那张脸有些恐怖，不愿意和他接触，并说三道四。李念飞不得不辞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后来，看他待业在家，母亲就建议他去整容。
因为没钱，母亲就带着他每天到中澳整形医院找院长。最终，医院被老人所感动，在许多候选人中挑中了李念飞，并承诺他的整形手术全部免费。
“人造美男”不需抽脂和丰乳
余欣芮在看到李念飞后认为，虽然他的脸部存在诸多缺陷，但经过7－8个项目的整形手术后，肯定将诞生一个美男子。余欣芮说：“他的身形、脸形都酷似影视明星陆毅，整形时我们也将以陆毅的长相为参照。”
余欣芮告诉记者，相比“人造美女”，“人造美男”在技术上比较简单，大多不需要进行抽脂，更不需要丰乳。“人造美男”今后将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人造美女”的数量。
据了解，男士整形的部分以鼻子和下巴最多，其中以影星阿兰·德龙的鼻子和汤姆·克鲁斯的下巴最受欢迎。以前，整形的男士多是想从事演艺事业，现在，做整形的男士身份都非常普通，不再追求很酷的外形，更渴望稳重。
“人造女”功利“人造男”实用
余欣芮说，“人造美女”大多都带有功利色彩，主要是希望自己的形象在演艺活动中受到瞩目，而“人造美男”则非常实用，大多是为了在工作中有一个体面的形象。“这也是日本‘人造美男’远甚于‘人造美女’的重要原因。”她预测，中国不久后也将刮起一股“人造美男”的风潮。
中国著名整形专家汪良明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男士整形美容目前在中国日益盛行，但大规模、多部位且公开身份的整形美容者，迄今还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两年来中国男性整形比例，比4年前增加近一倍，如今5个整形者中就有一位男性。
“人造美男”彰显社会宽容
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陈望衡对晨报记者说，美容本身是个人在物质生活提高后的一种精神需求，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做美容手术的人敢于公开身份，且不谈商家的市场运作等因素，从更深层次上看，体现了社会宽容度日趋提高，这是社会更加文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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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抛出“228”宣言 称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中新网2月28日电 台湾陈水扁发布所谓“228”纪念宣言，以“大格局的台湾人——跨越少数、多数，台湾是命运共同的整数”为题。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在宣言中声称，在“国家”尊严与“主权”对等的思考上，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反过来讲，以历史、血缘、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中华文化”确实是台湾的一部份，就像我们主张：台湾的经济发展必须确保主体性，在“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思维之下，中国市场也是台湾经济全球布局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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