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国权先生逝世4周年——《书法导报》篆刻版纪念专版
４月２７日，是马国权先生逝世４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在4月26日《书法导报》篆刻版整版编发了纪念专版，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感谢马国权先生的入室弟子梁晓庄、马先生哲嗣马达为两位先生的协助。 马国权艺术简历马国权，字达堂。祖籍广东南海。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６日生于广州，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日卒于香港。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事容庚先生。历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席。１９７９年移职香港《大公报》撰述员，兼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后又被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委任为艺术顾问。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及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理事等。退休后侨居多伦多，任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多次应邀赴日本诸国讲学展览，部分论著有多国文字译本。１９９６年获加拿大杰出成就奖，并出任学海书楼董事。生平著述有《广东印人传》、《当代篆刻选第一集》、《吴昌硕印集》、《书谱译著》、《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沈尹默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大辞典》（执行主编）、《增广汉隶辨异歌》、《金文编》（合作）、《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广东县市名印谱》（父子合作）、《智永草书千字文草法解说》、《近代印人传》、《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书法源流绝句》、待刊者尚有《马国权篆刻论集》、《马国权书法论集》、《历代草书歌诀汇编》、《章草字典》等。 六书参透方为篆
———马国权篆刻艺术
梁晓庄
广东篆刻，颇有根源。清中叶谢景卿、黎简以“雅正淳古”的印风卓然独立于岭南印坛。稍后，大学者陈澧在其印学论著《摹印述》中提倡汉印以“古茂浑雅”及作篆以“雅正为尚”为法则，对晚清和近现代广东印坛影响很大。马国权的书法篆刻创作继承陈澧的印学思想，学古出新，自成风格。
马国权（１９３１—２００２），字达堂，广东南海人。中山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历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席。１９７９年移居香港任《大公报》撰述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理事，广东书协顾问，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有《书谱译注》、《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增广汉隶辨异歌》、《书法源流绝句》、《广东印人传》、《近代印人传》、《马国权篆刻论集》等著作行世，并有日、韩、英、葡等文译本。
２００２年４月，恩师马国权于香港谢世，师母嘱余整理、钤拓先生遗留的印章、印稿，得窥其一生所刻的篆刻约７００方。以下就先生各个时期的创作风格试析如下。
马国权先生少承家学，１０岁即临汉碑，１２岁时以零用钱买下２２册的《陶斋藏印》临摹不辍，可见其功之勤。１７岁时，问艺于冯康侯。他自云：“余于１９４６年底及先生门，时居广州，周末必谒先生逢源路寓斋。先生强调治印宜先习篆，通六书。曾手书《峄山碑》全文见赐，又假以文字学书籍研读。后余之专攻古文字，与先生启迪有一定关系。”上中学时，课余之暇，亦向秦咢生先生请益。其文字学、书法及篆刻之根底，实得益于冯康侯、秦咢生两先生之教诲。从现存早期所刻的《马氏之玺》、《杨安将军章》、《草草斋主》及《破荷亭》等印分析，作品多取法秦玺汉印及吴昌硕印风，可见他早年对古印、流派印刻苦钻研，心摹手追。
１９５３年，马国权先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考取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师事著名学者容庚先生。他从目录学入手，深研文字学、书学、印学等典籍，并直接参与容老巨著《金文编》的考订出版工作。后从容老游学于祖国大江南北，遍览周秦汉魏六朝遗址及博物馆的金石铭刻，与沈尹默、叶恭绰、王福厂、沙孟海、王蘧常、启功、罗福颐、韩登安等名家订交，所见益广。一面固然继续其于书学、印学的探讨，另一面则注意把金石文字资料与印章艺术结合起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从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所创作的印章中可看到，这段时期的篆刻作品在题材上，多以毛主席诗词、鲁迅诗句或唐宋佳句为内容。而在治印风格上则涉猎甚广，转益多师，对各种印风进行探索，以“印中求印”领悟前人的创作精髓。所拟白文汉印《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劝君惜取少年时》等工稳平正，典雅静穆。《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圆朱文印出入元人和邓石如之间，章法缜密，点画功深，线条秀雅飘逸。《白云深处有人家》取法封泥，古意盎然。还有拟吴昌硕印风的《天欲坠》和取法齐白石印风的《未有不学而能者也》，皆得神韵。而其中所刻玺印最多，且格调高古，这与他从师容庚精研古文字之学是分不开的。有些玺印多达十字以上，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在篆法的变化和布局的挪让、增减和疏密的处理上皆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运刀稳健刚劲，表现出一种“典雅淳古”的气韵。可以说非深研古籀之学，绝不能臻此妙境。正如他所说的“六书参透方为篆”，他以文字学治印学，内涵丰富，风规自高。
１９７１年，马国权先生与其子马达为合作完成《广东县市名印谱》。这套印谱所刻印章计有１１８方，每印风格各不相同。为甲骨文者，古拙劲削；为汉印、封泥者，浑厚朴茂；为完白、悲庵、牧甫者，刚健婀娜。由此可看出他的艺术风格不主一家，纳百家之长而自出机杼，造就了其艺术上兼容并蓄、去芜取精的创意境界。这本印谱的创作，一方面使达为有机会承其家学，涉猎秦汉及明清诸家门径，另一方面亦可作为先生这一时期对各种篆刻风格探索的注脚。
１９７３年，马国权先生应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邀，为黎雄才等大师的书画巨作刻制一批大印，其中印面大者有１５厘米，小者也有８厘米。这批印章的创作可说是先生印风的一个转折点。前人有云：“巨印雄伟，小玺神足。”治大印可体现作者的气魄、才情、功力。先生在篆法上选取颇能表现巨印气象且富于变化的金文、汉篆入印。其中《革命圣地》、《砥柱中流二十年》、《百花齐放》等印，字取大篆，大小随势，错落自然，用刀劲健，线条苍润，雄健之气跃然纸上，颇具邓散木所谓的“拟古玺要有踏天割云气象”。而《推陈出新》、《毛主席诗词》等印取法汉铸印，布局顾盼有情，元气浑一，运刀沉厚古拙，洋溢着浑厚朴茂的情致。
同时，先生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与不少书画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笔墨情缘，众多的书画名家纷纷向其索刻，先生则根据他们的画风刻了不少颇具特色的姓名印和闲章。如为李可染治印，拟石鼓文意，古拙厚重；为林凤眠治印，溯源皖浙，古涩老辣；为吴作人治印，拟安吉法乳，苍莽沉厚；为台静农治印，拟古玺法，遒劲安祥；为黄胄治印，取法将军印意，瘦劲苍茫。这些印作，具见功力，备受书画家们的极力揄扬。另外，他还为一些社会名贤刻了不少印章，如为霍英东、马万祺、何耀光所作，或蕴藉、或秀雅、或朴茂，从中可看到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篆刻作品融会秦汉、博综诸家风貌，逐渐形成雄健古雅的印风。沙孟海称：“马达堂社兄国权后起，从东莞容希白治金文最久，刻石初慕安吉，泛滥诸家，归宿于阴柔和平一路；平昔精研周汉玺印，结合田野考古资料，审体分期，开印史之新则，尤为世重。邃古奇气，烂熟胸中，出手琢画，宜其沉郁变化，驰不失范。”罗福颐亦云：“专以周秦两汉铸印为宗，意与古会，不染时俗。”可谓推崇备至。
马国权先生于１９７９年定居香港，应香港《大公报》聘请任撰述员，公余兼任《书谱》总编及《中国书法大辞典》执行主编。先后撰编有多种书学、印学论著，尤其对古文字与书法篆刻创作的关系进行了精辟深入的研究。他主要的精力忙于著述，偶有空闲，即勤于治印。经过长期对印学的探索，其篆刻已形成苍劲秀逸、古拙朴厚的风格。从其晚年所作《远亲不如近邻》、《九一八事变后阅月生》、《书画之外》等玺印中可看到，在篆法上更注重字形结构的变化，章法上虚实相生，寓平正于险绝中，线条极显古玺印的苍莽古拙之美。《金石寿》、《达堂吟草》、《辛末重阳后七日生》、《灵犀一点》等印，在取法上极博，实熔铸汉印、砖瓦、封泥、周秦石刻之髓，并得力于缶翁体态，印面犹觉变化奇崛，气势贯通，一改过去秀逸劲健之风格。运刀老辣古涩，极富金石气息，令人激赏。马先生在晚年另辟蹊径，创作出颇具特色的印风，实精于书印之学，方能臻以新的境界。
马国权曾于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客居加拿大多伦多，后病逝于香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寄怀乡国的印作，如《老客香江作故乡》、《去国肝肠赖洒浇》、《清梦时时到旧家》、《心系乡国》等印。他借刀笔抒发萦怀祖国、心系故土的游子情怀，读来使人感慨万分。
综观马国权先生治印，以秦汉为宗，汲取明清诸家之长，仿古玺尤得其神理。所刻圆朱文印，以秦小篆、汉碑额参邓石如篆法为体，在结构上既体现了秦篆的严谨安闲，又融入了碑额的灵动自然，故体态舒展自如，拙中见巧。而运刀秀挺而圆活，富于笔情墨趣。先生早年学印即受吴昌硕雄强浑厚的印风影响，后来，随着他对书学、印学及古印的深入研究和领会，刻印时在篆法上力求以有正确可靠的文字作为入印的依据。因此，他的粗朱文印直接植根于石鼓文，为夸张疏密虚实有章法效果，亦常常融入金文错落聚散的意趣，使印文显得大方而又生动。为避免线条的板滞臃肿，他将汉铸印、砖瓦古拙苍浑的神韵运入心手之中，冲切之间，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意味悠长。所刻白文印，早期多拟汉凿法，中、晚年后在布局上十分强调黑白聚散的效果，同时突出用笔的圆融，圆中见方，方中寓圆，运刀沉着，线条铙有苍劲跌宕之妙，颇有新意。
马国权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曾参与容庚的《金文编》编撰工作，并著有《两周铜器铭文数量词初探》、《古文字与书法篆刻创作》、《古玺文字初探》等数十种著作行世。由于长期对古文字研究的关系，古玺贯穿于先生的整个篆刻创作历程。丰富的古文字学识，使他在古玺的篆法、布局中运用自如。所作古玺，结字穿插有度，疏密自然，极尽挪让变化之妙。用笔灵动，起伏转折交代分明，笔画富于韵致。所治小玺刀法劲秀灵动，拟大玺更见醇朴圆浑，用刀如笔，意与古会，颇有书卷气。无不饱含其深厚的学识修养。他学古而不泥古，胸罗万有，以学养印，以治学之功治艺，自成风规。亦正如他所说的“治书艺、篆刻者，非以文字学及书史、书论、印史、印论为根底，此之不图，非成恶习，亦堕匠气。等而下者，字画舛误，谬以千里”，确为的论。 马国权先生二三事
马达为
转眼，我的父亲马国权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２００２年底，我到北京探访启功先生，启老对相交数十年老朋友的早逝表示可惜之余，对家父的研究和著作尚未面世颇为挂念，认为是学术界一大损失，令我应尽力将著作整理出版，完成父亲的遗愿。三年来，母亲及父亲的一众学生及朋友苏子强、梁晓庄、黎锦鸿，以及许礼平、黄天、苏士澍等分头整理父亲未完成的遗稿及安排出版事宜，希望将父亲毕生的心血早日面世。正如能像他所期盼的那样，“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要把这批遗产继承下来，最佳的办法就是公诸同好，大家共同钻研，务使薪传不绝。”这部印谱将会是首先面世的多部涉及不同层面艺术和学术探讨的著作之一。
篆刻与父亲一生结下不解之缘。虽然没有很准确的资料证实父亲从几岁开始接触篆刻艺术，但从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却可以看到一点端倪：“１９４６年秋，有司征集作品选送南美乌拉圭参加国际儿童艺术品展览，余乃以９岁至１２岁所刻印应之。”按这里的说法，刻印应是９岁以前的事了。现存的早年印章，有部分是他为小学时期的好友所刻，大部分则为临摹的古印及各家作品。
如果说１５岁之前是自学的探索时期，１５岁之后，他才有机缘正式拜师冯康侯先生门下。“余癖于印，又乏师承，今得大家乐为指授，自欣喜若狂，遂即面北称弟子。”这反映了他当时由自我探索转入拜师学习的心境。之后，在广州市二中就读时，他又认识了在那里任教的秦咢生先生。秦先生与冯先生一样，对篆刻及文学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对他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为他进入古文字学的领域筑起了很好的台阶。
在他就读大学及研究生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的篆刻作品是比较少的。偶然发表于报章及其他媒体的多已无存，现手头上的资料多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些报章上的剪报，虽然印刷质量及题材并非最好，但是这批作品现在大部分已经散失了。通过追随容庚先生学习的磨炼，在学习方式和方法上均出现重大的转变。首先由于学习古文字学专业的原因，视野变得广阔，掌握了包括出土文物等众多第一手资料，并认识了许多古文字学界及篆刻界的前辈，包括罗福颐、张鲁庵、邓散木、王福厂、顾廷龙、方介堪、方去疾、韩登安、钱君匋诸位先生。以我记忆所及，通过通信讨论印学问题的，以韩登安及钱君匋二位先生最多。而研究方面亦向印史及印学发展，刻印则变成印学研究的一种实践而已。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因闲赋在家，父亲引领我进一步涉猎篆刻艺术范畴。他建议我临摹赵扌为叔作品，又做了一段时间吴昌硕印章资料的整理工作。由于当时并没有影印机，只能将原钤本拆散，用晒相的方法，将资料留下，并将其分类。当时，希望出一套资料最全的《吴昌硕印谱》，但由于出版商的原因，这套《吴昌硕印谱》只出了一集便没有了下文。通过这次的搜集资料过程，使我对吴昌硕的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后，父亲更提出了合作《广东县市名印谱》的计划，为了该印谱的创作，搜集了大量资料。父亲对每方印章的设计都是一再修改，精益求精。这批印章，从选石、设计到雕刻，父亲都要求我全程参与，要求我从中一定要有所得，最后由父亲逐一修改。这整个过程，的确令我获益良多，也可以看到他的丰富印学知识和对各门各派的深入了解。经过这一时期的锻炼，往后，父亲的应酬之作，亦会由我先作粗雕，让他作最后修改。
配合广交会大型书法及国画而刻的印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父亲负责的是大型书法《长征》诗的书写及配合黎雄才先生等人巨制的印章。当时，找到几块十几厘米见方的滑石石材，父亲设计好印稿之后，由我用凿印的方法去凿。石头太大，无法盖印，只好用印刷用的油墨，先在印面上好油墨，将宣纸铺在印上，在纸背小心磨，将油墨都印在宣纸上，干透再剪贴于巨画之上，这也算是一个与父亲合作的难得经验。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移民加拿大之后，父亲的印风颇有变化。所作古玺，老辣而稳重，以前他说欣赏叶潞渊先生的作品，有文气亦极富金石气息，他这时期的作品确有这样的味道。２００２年初，他为学生刻印三方，他拟好印稿之后，叫我先作粗雕的工作，后来他稍作收拾后便突然入医院，想不到这三方印章，竟然是他的最后遗作。
跟随父亲在篆刻艺术领域学习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每一次的创作均力求完美。第一，要求用字一定要准确，字典等工具书不可缺少，稍有疑问，必须查明。我手头上存有父亲设计印稿时的手稿，他会用钢笔先做几个设计，一而再、再而三地修，令每字的位置都摆放得妥帖，直至满意为止，再用薄纸摹了上石。完成雕刻工作，再用较重的刀将四边敲打，营造一些金石之味。然后用磨石剩下之石粉，将印面填满，细看尚有无不满意之处，修改之后，再洗刷，用印泥钤之，如仍需小改，再作最后修正。整个过程兢兢业业，毫不轻松。他这种以治学研究的态度，运用于篆刻艺术创作之中的风格，与时下流行的大刀阔斧、一挥而就的作风，的确是有天壤之别。
我们清理父亲的印章钤本，可见的只有七百来方，他一生刻的印章，恐怕只有一两千方，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篆刻家。但是他对印学和印人的研究成就，尤其卓绝和独到。希望有志的后学，能继续他在印学理论上的深入探索，让中国篆刻艺术这朵奇葩绽放得更加万紫千红。
２００５年４月于乐知堂
（本文作者为马国权先生哲嗣，此文为《马国权篆刻集》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后
偶于书店中见荣宝斋新出《马国权篆刻集》，不由心头一动，购归一册，细细品读。
马国权先生学识渊博，热心弘扬印学，数十年不辍。其印学著作，如《近代印人传》早已流播印坛。他的论印文章取精用宏，独有建树。有一次，我到李刚田先生府上拜访，谈及马国权为《黄牧甫印存》所作序言，李刚田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说：“好好读读吧，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这个评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国权先生中年后曾先后定居香港、加拿大，但都没有停止学术研究与篆刻创作。
４月２７日，是马国权先生逝世４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编发这个专版，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感谢马国权先生的入室弟子梁晓庄、马先生哲嗣马达为两位先生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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