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堂藏老拓《北魏温泉颂》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北魏温泉颂碑》，由北魏雍州刺史元苌撰文并书，顾炎武考为北魏延昌年间所刻，唐时号称玻璃碑，碑为璃首，高1.50米、宽0.7米，碑文20行，行字30字，共计588字。它是华清池最早的实物资料，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全国禁拓名碑。拓本中有吴保初（君遂）收藏印数枚。[/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22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吴保初(1869一1913)，安徽庐江人，清末维新派。字彦复，号君遂，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倡导维新，时称"清末四公子"。荫生，曾任刑部山东司主事等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陈时事疏》，倡导变法维新，被刑部压下，但在上海报纸发表。变法失败，他南归写《哭六君子》诗。辛丑以后，他又入京上疏，主旨支持光绪皇帝变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渡日本。后在上海《苏报》案中，保护人狱的章太炎。晚年中风，1913年卒葬沪静安寺侧。著有《北山楼诗词文集》。 [/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41 编辑 [/i]] [size=4][color=Blue][font=黑体]清 康有为 《 广艺舟双楫 》
备魏第十
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騑》，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昇》《高湛》，圆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font][/color][/size]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42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缀法第二十一
墨之为器械也，譬之今日，其犹炮乎？用何钢质，受药多少，皆有分度，犹墨之浓淡稠稀也。墨太溃则散，太爆则枯。东坡论墨，谓如小儿眼睛，每起必研墨一斗，供一日之用。盖古人用墨必浓厚，观《晖福寺》《温泉额》《定国寺》，丰厚无比。所以能致此者，万毫齐力，而用墨浆浓色深，故能黝然作深碧色也。[/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43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学叙第二十二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为《皇甫摐》《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翚》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44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传卫第八
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48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碑品第十七
能品上
《长乐王造像》《太妃侯造像》《曹子建碑》《隽修罗碑》《温泉颂》《崔敬邕碑》《沙门惠诠造像》《华严经菩萨明难品》《道略三百人造像》《杨大眼造像》《凝禅寺碑》《始平公造像》[/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42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碑评第十八
《温泉颂》如龙髯鹤颈，奋举云霄。《敬显俊》若闲鸥飞凫，游戏汀渚。《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褒衣，端拱而议。《南康简王》若芳圃桂树，净直有香。《李君辩》如闲庭卉木，春来著花。《皇甫摐》如小苑峰峦，雪中露骨。《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枳阳府君碑》如安车入朝，不尚驰骤。[/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54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align=center]清末名公子
——记吴保初
高拜石[/align]
一九一三年二月，庐江吴保初病死上海，方地山作联挽他，句云：
心死已多年，地北天南都郁郁；
魂归今何处，嫣红姹紫太匆匆。
吴保初，字彦复，又字君遂，是吴长庆的儿子，长庆有“好士”之名，幕中罗致如朱铭盘、张季直诸人，多为一时名士。
保初自幼便和这般人混在一起，诗、文、字陶冶得都很可观。
十六岁，长庆在金州患病，保初渡海随侍，他看着他父亲呻吟床褥，激于天性，把心头肉割了一片，和药煎了，仿效“割股疗亲”的故事，以为可以“上格天心”。
但长庆终于不起，保初哀毁骨立，真是杖而后起，李鸿章把他奏报上去，遂以荫生授主事。服满引见之后，分在兵部学习，后调补刑部山东司主事。
吴保初和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三人，并称为“四公子”，散值归来，便和一般朋友赋诗饮酒，此外便是谈论时事，颇有用世之思。[/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56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 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丁酉(二十三年) 间，梁启超在京，保初于公车上书诸人中，对梁年少才高最为敬重，到处揄扬，说梁是个奇才，但却不随和康有为的急进主张。
戊戌前一年的秋天，清廷下诏求直言，保初便上万言书，对朝政多所指摘，照例由堂官递呈，刑部尚书刚毅一见大惊，便把他压下了，他便告病辞归。
政变后，嗣同被杀，三立父子被黜，梁随乃师亡命海外，惠康也去日本，一时风流云散，从此益觉郁郁寡欢，渐渐以醇酒妇人来消磨自己。
庚子拳乱，那拉后母子西奔。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本是他父亲的门下士，他写信给袁，劝他要拿定主意；翌年，又上书请那拉氏归政，当事者又把他压下，而草稿已传遍人口，称他大胆。
袁调直督后，邀他到天津，每月送钱给他，面约不得谈政事，他在幕中无所事事，每日和方地山到处饮酒评花，他诗中有“眼看人尽醉，何用独醒为”，“前席何劳问，神州渐陆沉”句，足见他感时念乱枨触(枨音chéng，枨触，感触之意)万端的心情了。[/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56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 当时志士，眼看得满廷亲贵，暮气沉沉，多昌言革命，他虽没有参加，但和党人来往却很密。
宣统初，袁被放，他也丁母忧回到南边。
清室退位，袁却做了大总统，他听见了而摇头，“杜门谢客”，拥被高眠，旧友找他，他瞪着两眼不说话，大家以为他患了神经病，张謇说他“日日高春尚爱眠”，便是这时，然他自己说是“此心早死久矣”。
袁世凯乘时窃位，但生怕党人不能服帖，知道保初和党人素有来往，便拨了二万元给他，要利用他侦察南方虚实。他老实不客气，一礼全收，即日把他以前相好妓女彭嫣、王姹两人娶了回来。
陈散原误会了他，讥他是“不值一文钱”的“酸儒”，保初也不置辩，自彭、王二人入门，便终日沉酣，和袁只字不通，到了一九一三年的二月，便因风痹引起心脏病而死了。[/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1:57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去年秋末，在扬州“个园”小住，得遇吴公子保初之孙吴业新先生，始知《北山楼集》最初由商务于1938年所刊印，系保初先生门生陈子言所编定，上下两册，共两千本。扉页刊有先生之半身照，西装又博士方冠，其新潮之状，之于其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形象，风马牛而不相及。吴保初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说起来，也是正统的名门之后。吴长庆是为李鸿章所重用的人物之一，曾任朝鲜军事总统，袁世凯尚未发迹时，曾在其手下谋事。辞官后的保初先生，居家上海，经济拮据，典衣留客，行吟忧伤。袁世凯一时念及旧情，在津门，曾力劝先生入京复仕，并谓“当月致千元”，开出的条件却是“不得议政事”（章士钊语），结果遭到先生的拒绝。其实，任何人的钱都不可轻取，唯袁世凯手中的花花大洋，保初先生尚可拿得“心安理得”。袁世凯为长庆先生之义子，与保初先生有兄弟之称。可以说，当年倘若没有吴长庆先生的提携，袁世凯后来也不可能飞黄腾达。保初先生深知袁项城的为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曾作诗云：“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袁世凯的大洋不是那么好拿的，在良知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远远超出这区区千元可接济的范围。清末四公子中，有三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好，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愿与腐败的清政府合作所致。最有名、也是最惨烈的当属谭嗣同先生，竟被戮杀于北京菜市口。而吴保初先生则因“贫至无法买药”，在沪上，叫号而绝，年仅四十五岁。
（范泓 《不妨风雅更清狂——从吴保初先生说开去》）[/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01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作为名门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的不幸结局，在天下百姓眼里又何至于如此呢？吴保初的官阶不高，但仰丈其父对朝廷的赫赫大功也能混得有模有样。荣华富贵且不去说，至少衣食无忧、以车代步乃阔绰有余。保初先生一生擅诗词，喜女人，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俯仰身世，托之于诗”，抑或与沪上娆媚动人的官妓调情，抚琴饮酒，唱和吟对，尽得一时风尘之欢。若在今天，不少人恐怕会这样想，也会这样做。事实上，这样的事从来也不鲜见。可作为一个朝廷命官，保初先生竟于头上花翎而不顾，毅然摒弃这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以夫子自道，慨人生万千。尽管先生“忧”的是一个腐败的清政府，然民族生死、自强之大计恒生于心，其屈子遗风，犹可见也。1903年元旦，保初先生作诗示其两女，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之句，并嘱咐女儿不要学他，自己的所为不过是“徒空言”而已。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很特殊的一群，入世或出世，出世复入世，其矛盾心理始终如阴云而不散。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良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批判不合理的一切；另一方面，则由于“弘道”在肩，一旦被“势”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便开始转而走向“内圣”，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点，保初先生倒是身体力行，做到了。不过，他出身武门之家，却同样有着“名教”的传统。所谓“名教”，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其功效在于维护群体的秩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从保初先生《陈时事疏》及后来的《请还政疏》两奏折中就可看出，虽然他是“披沥直陈”，其目的却是为了“挽人心而延国命”，毕竟那时大清江山已坐有三百年之久。所以，保初先生也自认为这是“直言所以竭忠”。正因如此，保初先生一直称自己是“不祥之人”。这对朝廷来讲，说得一点不错，这人竟敢要让真正的“第一把手”弃权让位；而对于那段历史，保初先生的忧患之心，乃至绝迹仕途，则是小人物挑战大人物的一次“狂夫之言”，让天下人皆惊。所幸先生官位不高，慈禧太后总算给了吴长庆这位“武壮”（谥号）后裔一点面子，否则像谭嗣同先生那样的结局亦未可知也。
（范泓 《不妨风雅更清狂——从吴保初先生说开去》）[/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02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保初先生两次上疏的最大症结，就在于劝太后让位于光绪帝，“皇上一日不亲政，则外间谣言一日不息，而外夷乘机挟制之心，乃反藉以为口实”。刚毅是太后的心腹，自然不可能将其奏折送上，况且当时的“拳乱”实为慈禧在背后所操纵。吴保初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士”，他把维新变法的理想寄托于光绪帝，实在是有点“见识不足”。光绪较之于太后显得太年轻而无章法，再加上康有为的急进执拗，袁世凯的求生不义，“百日维新”只能酿成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杀身以成仁”的不幸悲剧，光绪本人也像后来的张学良一样成了一具政治幽灵。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称慈禧是一个深通统治艺术的人，她“能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所以，慈禧统治大清帝国达48年之久。唐德刚先生认为，光绪帝也不是没有机会和可能来推行变法，他应当首先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然后再伺机行事。不能光有几纸诏书，让朝内朝野“莫知所适”，有点迫不及待，这个办法不行。康有为未能看清这一点，吴保初也不可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也许是帮了倒忙，这大概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不过，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让历史回头再来一次。然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清流”，每当政治和社会出现某种危机时能挺身而出，显示良知，发不平之鸣，其浩然之气长留于天地间，真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确实让不少后来者慨然于心，并起而效之。
（范泓 《不妨风雅更清狂——从吴保初先生说开去》）[/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05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孔夫子曾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余英时先生反其道而言之：“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让“庶人”批评或批判之处，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更何况那个腐败“鱼烂”的清政府呢？保初先生秉书直谏，言他人所不敢言，体现了孟子“处士横议”的清流传统。就清代而言，顺治、康熙两朝政治上较为清明，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能“广开言路”。康熙六年，有位名叫熊赐履的湖北孝感人，是顺治十五年进士，他借皇上屡诏天下名士直陈政事之机会，抨击“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的部院大臣，见“树义者谓之疏狂”，见“任事者目为躁兢”，见“廉静者斥为矫情”，见“读书穷理之士，百计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快”，其语直指当时之积弊，尖锐中肯而未招杀身之祸，可见当时政治上的一种宽容。同为四公子之一，吴保初虽不是谭嗣同“舍生取义”的同道，而只是寄希望于“圣人择焉”，这固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却也能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愚忠”的另一面。所以，当局者历来有一种“施惠于人”的良好感觉，总以为是他们在“替天行道”。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弱点”，所谓“皮与毛”之说，就是最典型的明证。
（范泓 《不妨风雅更清狂——从吴保初先生说开去》）[/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06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戊戌变法失败后，吴保初愤然写下《哭六君子诗》，有“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之句，并发愤“为亡人讼冤”，这就是他后来对维新、革命两党的活动，多有同情和支持的缘故。保初先生直言上章，弃官不做，其短暂的一生，赢得不少新朋旧友的敬意。在上海，时海内外凡有识之士，无不造访先生，“偶及国是，抵几纵言，亢直痛切”，闻者仍兴起而忿然。章太炎与康有为素有不和，在保初先生的态度上却相一致。后来，保初先生早逝，一个为之作墓表，一个为之作墓志，可见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影响。梁启超二十四岁初进京时，即受先生的赏识，被目为“奇士”。在先生的力荐之下，得已进入自强书局，成了一生中最重要转折点。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先生“以节气闻一时”，后来他自己也因从政屡受挫败，心灰意冷，晚年遂转尔研究学问，其心境与先生“行吟泽畔，一发于诗”（康有为语）并无二致。1913年2月21日，保初先生因病而亡，葬于上海静安寺第六泉旁，四十年代迁至江苏昆山佛教公墓。而今因规划发展需要，其墓恐早不存焉。就这样，一代名士“人往风微，音沉绝响”，但这又能勾起多少今人的满腹心思，抑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真是很难说了！
（范泓 《不妨风雅更清狂——从吴保初先生说开去》原载2001年9月8日《文汇读书周报》第四版）[/font][/size][/color]
[[i] 本帖最后由 直堂 于 2006-10-9 22:07 编辑 [/i]] [color=Blue][size=4][font=黑体]全文完，没拍好[/font][/size][/color]:cz:cz:cz 我们都喜欢啊,好东西啊. 谢谢你,朋友.这年月,我们渴望的是高古浑穆,正大阳刚的魏碑书体来拯救"媚力"十足的文人帖派书风啊!!!!!!!!!!!!!!!!!!!!!!!!!!!!!!!!!!!!!!!!!!!!!!!!!!!!! :gz :gz :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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