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少军-------------<汪新士毛泽东诗词集句>艺术特点
[font=黑体]Sample Text[/font][size=4]Sample Text[/size][color=Red]S《汪新士毛泽东诗词集句印谱》的艺术特点昌少军
[size=5] 汪新士，这个现代篆刻界的传奇人物，一生与书法篆刻为伴，以写字、刻印、授徒立世。他的艺术生涯，可用几个“多”字来描述：坎坷多。汪新士一生遭下放，住“牛棚”，被游街、打成右派、反革命，两次身陷囹圄，那个时代的厄运他几乎没有一次躲过，但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拜师多。他先后成为著名书画家、舅父余绍宋及印坛巨擘韩登安、王福庵、唐醉石、丁辅之、马公愚的入室弟子，并得其真传；入社多。他一生与印社结下不解之缘，23岁加入杭州西泠印社，40岁加入武汉东湖印社，64岁在荆州创建南纪印社，76岁在深圳创建北斗印社，79岁时还准备在湖北创建带“中”字的印社；授徒多。他晚年全身心投入书法篆刻教育事业，广收门徒达2000余人，遍及海内外，被誉为“平民艺术教育家”、“当今武训”；治印多。他一生治印近万方，其中许多印作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创作的，没石章，用砖瓦当石，没刻刀，用铁钉代刀，没工作室，在监号里篆刻。正是因为以上种种特殊的经历，成就了汪新士在书法篆刻创作及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
汪新士一生在书法篆刻创作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岁至26岁（1941—1948年），这七年间从临摹到创作，他完成了《新士学印初稿集存——韩登安评改》（共八册）、《治印日记》、《娱亲印存》、《养气斋印存》等专集。第三次是59岁至64岁（1981—1986年），他在狱中创作的上千件书法篆刻作品，代表作有《新士金石书画集》、《汪乐夏篆刻——汪新士品评》、《江陵胜迹印谱》，这些作品后来入选《国际书展》、《全国首届篆刻展》、《西泠印社社员作品选》、《浙江篆刻选》等。然而最能代表汪新士篆刻创作水平的作品应是他的第二次创作高潮，即1964年在他政治上陷入绝境，生活上极度艰难、孤寂的情况下创作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以下简称《集句印谱》）。这幅巨作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后传奇般地被钟祥市博物馆代为保管，得以幸免于难。1986年12月26日在北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篆刻展览”中展出，并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从而使这位沉寂多年以至几近消失的一代篆刻大家重现印坛。《集句印谱》拥有多项第一，如：砖瓦作印、套色刻石、爨碑刻款、毛体入印、报纸拓款等，在篆刻界均属首创。这幅巨作不仅为中国篆刻史增添了光彩，而且奠定了汪新士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人们也许会问，《集句印谱》这幅与众不同的作品是在何种环境下创作的？它奇在哪里？其艺术特点是什么？下面我对此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精选诗句，巧编印文。选题奇特是这部印谱的特点之一。1964年8月，汪新士在钟祥一个偏僻的、贫穷的小村里收到西泠印社转发至社员的北京荣宝斋举办“毛泽东诗词全国书画展”的通知。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中年艺术家如同久旱逢甘雨，他的艺术之心又一次被点燃，他那双因长年劳作已变得粗糙的手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从村图书室借来首次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诗词》，日夜诵读，凭着对这37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艺术手法及作品意境的独到理解，他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将诗词精选成前三字、后七字为一组共34组印文，题为《一幅悲惨壮烈雄伟瑰丽的长卷——中国人民革命诗史》。如：怅寥廓，江山如此多娇；忆往昔，百年魔怪舞翩跹；惊回首，洒向人间都是怨；风雷激，红旗卷起农奴戟；看今朝，神女当惊世界殊；…… 这种将毛泽东诗词精选、重编、串联，以“诗史”为主线的印文，既符合毛泽东诗词原有意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适合篆刻的创作形式。这是这部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二、铁钉代刀，砖瓦作印。1962年3月，即汪新士因“反革命罪”被判刑4年刑满（1982年4月平反）出狱后的第5个月，他被下放到湖北钟祥县皇庄区长城人民公社舒家坂大队孙家湾生产队劳动。他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在生活上跌入最底层，一日三餐稀饭，还难填饱肚皮。《汪新士年谱》记载：当时汪新士“白天放牛（32头牛），还要养鸡、种菜，晚上为村民写状子、写书信、写喜联。”有关资料载：“当《集句印谱》内容选定后准备治印时，既缺石章又缺刻刀。他联想到秦砖汉瓦，想起了明朝王冕用花乳石刻印、文彭用青田冻刻印。“我能用砖瓦片刻印吗？”就这样，汪新士从村里捡来一些青色砖块和瓦片，锯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毛坯，再用砂纸打磨成形。他又从吴昌硕曾用铁钉刻印一事中受到启发，先后弄到大铁钉和小圆钢条，请村里的铁匠打成大小不同的刻刀，用白索线缠上即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在夜深人静时，汪新士避人耳目，顶着炎夏酷热，忍受蚊虫叮咬，在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伏案篆刻。历经数十个不眠之夜，终于在展览截稿前完成。后来，汪新士在接受记者邱声鸣采访时曾回忆：“当一方方用砖瓦刻出的印及边款钤拓出来后，拿在放大镜下一看，我被惊呆了，想不到这些用砖瓦刻出的印款是那样新奇别致，那种自然、古朴、斑驳的情趣，是石章所没有的，人工更难模仿。真是乐不可支。”汪新士以砖瓦当石刻印，这种逼出来的创新，不仅效果奇特，而且拓宽了印材的领域，这对篆刻艺术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
三、篆刻大全，风格统一。据统计，《集句印谱》石、砖印35方，瓦刻14片，共计43方，其中39方刻有边款。有人在谈到此谱时，称“汪新士无愧为当代传统篆刻第一人”。说他传统功底深厚，是因为他5岁时家里请名师教他习书，后又随舅父余绍宋研习书画，16岁始学治印，19岁拜韩登安学习篆刻，后又拜诸名师学习书法篆刻，并经常为丁辅之、王福庵、唐醉石、陈伏庐等拓款、钤印，整天沉浸在传统书法、篆刻之中。试想，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印谱、字典及参考资料，汪新士竟然刻出40余种不同形式、不同流派且风格统一的印章来，可谓名符其实的“篆刻大全”。若没有深厚的传统功底是做不到的。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1、因字设形：《集句印谱》中的43方石、砖、瓦印，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方或圆，以及半园、椭圆和不规则形状应有尽有。如“红旗卷起农奴戟”（白文）一印（图1），其印面形状设计成戟形的一面红旗，旗内用单刀刻成钟鼎白文，每个字随形布局，自然妥贴，赋予了篆刻艺术以图画美。又如“全无敌”（白文），边款曰：“拟汉玉印文字，用现代图案五角星，时代巨轮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前进，就能无敌于天下。”再如“同心干”（白文），长方形印面，左右配饰“S”形图案，中间以三环相套，然后在环中刻上“同心干”三字，构思奇妙，寓意深刻，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2、流派众多。在《集句印谱》中，汪新士除了拟古代印章风格如古玺、汉印、凿印、玉印、封泥、瓦当等之外，还充分借鉴、运用了明清以来诸多流派的创作手法。浙派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朱文，图2），皖派如“百年魔怪舞翩跹”（白文、拟吴让之），黄（士陵）派如“扫除一切害人虫”（朱文），吴（昌硕）派如“风雷激”（朱文），齐（白石）派如“天下白”（白文）等等，参以己意，极尽借鉴、变化之能事，足以证明汪新士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3、集技法大成。首先，字法齐全，各种金石文字皆入印中，如：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瓦当文、古玺文、缪篆、玉著篆、秦诏版、简牍、汉碑、镜铭文字、魏碑、元朱文、毛体草书以及用篆隶笔法书写的简体字等，无不加以合理的运用。
其次，章法灵动。章法是篆刻的灵魂，汪新士在《集句印谱》中每方印可以说别出心裁，都能通过轻重、疏密、参差、伸屈等手法使印文和谐统一。如“江山如此多娇”（拟邓石如朱文），“江”与“山”、“此”与“多”、“多”与“娇”等字之间上、下、左、右伸屈穿插，错落有致。又如“六亿神州尽舜尧”（图3），虽拟古玺，但他参用邓石如刀法刻之。字与字之间挪让有度，相互顾盼，浑然一体。人们称这一独具特色的章法布局为“汪氏古玺”。再如“看今朝”（拟古瓦当，朱文），三字印文连同正上方的镰刀铁锤标志，或舒展，或连边，或破框，造型生动，富有立体感，使笔画多少悬殊的字安排在一印之中恰到好处，看似不经意，细品之却独具匠心，韵味隽永。此类章法在汪氏的印章中不胜枚举。
最后，刀法多变。汪新士在篆刻创作过程中执刀如执笔，单刀、双刀、冲刀、切刀、凿刀等各种刀法无不运用，而且，他能将这些刀法与他的三位老师王（福庵）、唐（醉石）、韩（登安）的浙派运刀之法相结合并加以变化，创造了自己短冲、快切、转角带摇的独特刀法，使所刻朱文挺拔苍莽，白文浑厚沉雄，见刀见笔，极具韵致。关于他的这种用刀之法，他本人曾在1965年6月撰写的《特殊与一般、个别与整体相结合的篆法和章法》一文中指出：“用刀时，特别注意转角处，以‘刀未到而意先到’的刀法，使成外圆内方，能取得浑厚的效果。”这种刀法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白文）、“敌军围困万千重”（朱文）等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多体参用。多体、多派参用、嫁接是《集句印谱》的又一个特点。汪新士在吸收前人印风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出之以己意。如“扫除一切害人虫”（朱文），边款曰：“参用赵之谦、黄牧父、齐白石诸家之法。”再如，他将毛泽东七律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4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拟秦诏版朱文；将后4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拟秦诏版白文。这一朱一白相映成趣，就像是一方印的朱白封泥。汪新士在这两印中将自由随意、潇洒遒劲的秦诏版风格参以钟鼎隽永、石鼓苍莽的体势，字或大或小，或正或斜，或疏或密，活泼生动，随势生姿，然结体谨严，错落有致，行气流走，章法和谐，别具风貌，再配以精美的边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佳作。
5、套色刻石。套色刻石在《集句印谱》中共有4方，这种将木刻、版画技法纳入印中的创新之举，至今印坛未曾见过第二人。这些套色刻石以或隶或行或草或简体楷书入印，无不透露出作者一种求变求新的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方是套色隶书瓦印“中国人民革命诗史（此八字红色）提纲（此二字黑色）”（图4），印中简体隶书结体稚拙，章法大胆。作者本来设计有界框，为了使印文布局疏密有致，于是打破界框，使之时有时无，有时以字的笔画替代，看上去浑然天成。如：“人”字笔画少，“民”字笔画多，作者于是将“民”字破框伸至“人”字框内三分之一处，而“民”字所留出的约六分之一空处给了“革”字，再用“革”字上面一横替代界框，故而有得疏密相间之妙，这样苦心经营使全印伸缩、腾挪、参差、呼应，平中寓奇，意韵丰饶。笔者以为，汪新士的这种套色简体刻石为当今篆刻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6、毛体入印。由于汪新士对文字的演变了如指掌，并精通四体书，因此每一种文字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合理地纳于印中，使之充分“印化”。用名人手迹入印算得上是汪新士的专利，他曾将吴昌硕、余绍宋、王福庵、唐醉石、孙中山、郭沫若等数十位名人的手迹入印，使这些入印的名人手迹既具原书法面貌，又具有金石韵味。汪新士刻得最为精到的，是他将毛泽东的手迹“红旗漫卷西风”数字草书入印（朱文，图5），他将毛泽东手迹巧妙“印化”，把六字分成两行，布排于长方形的印面中，再配以独特的边框处理，既不失毛体灵动飘逸、大气磅博的书风，又用篆刻的形式再现了毛体的魅力，使之成为一幅绝妙的印作。试想，当时在没有复印机缩小放大的情况下，他能让毛体在这方小印里惟妙惟肖，神形兼备，这充分体现了汪新士深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的篆刻技艺。
7、精到发丝。汪新士一生创作严谨，遵循“小心落墨，大胆奏刀”（黄小松语）之理，对每方印都要精心篆稿。他在创作《集句印谱》时也是如此。据汪新士生前介绍：印谱中的35方印、14片瓦刻及其边款都是事先经过仔细构思，待成熟后才写墨稿，然后反复修改，甚至多次易稿，十次、二十次，直到满意后才将印稿反印上石，再对照镜子看是否走样，对不足之处用剔脚刀尖刮修、补笔，待定稿后，方动刀刻石。他曾说：“印章范围虽只有方寸，但气象万千，其差别是极其精微的，要做到十分之一头发丝的不足之处都不能放过。杜甫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故能流传千古。治印也是这个道理。”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集句印谱》中的“欲与天公试比高”（元朱文，图6）一印边款曰：“先师王福庵篆宗二李，兼工石鼓，合以古籀，自成一家。所作元朱文，熔冶众长，珠圆玉润，挺秀中得柔和之美，为当代推崇。此师其法，即乞方家正之，新士并识。”这方仿王氏之朱文印布局别致，七字中，“天”、“公”、“比”三字所占地少，“与”、“试”、“高”三字占地略大，“欲”字则介于二者之间。印文中笔画的起笔、收笔略带圆头，笔画中似连非连，似断非断，整体章法疏密得当，自然流畅。当你用放大镜细心观赏，惊叹其线条的苍莽时，便会了解到汪新士的用刀妙处。这种线条有别于当今一些人用冲刀刻出的光溜圆滑的线条，同时也验证了他平日对刻细朱文印要“精到发丝”的主张。
8、爨碑刻款。汪新士边款艺术在当今印坛堪称第一流。他的正、行、草、隶、篆及魏碑体边款无所不精，这得力于他深厚的书法功底。1985年9月郑州《国际书展》对汪新士的篆刻作品及边款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汪新士先生作品章法自然、稳中求变，精巧玲珑，刀笔俱备。边款有六朝碑意。”尤其是他在“芙蓉国里尽朝晖”（白文，图7）一印中，首创的单刀刻爨宝子碑边款，成为了汪新士的代表作。汪新士的爨碑边款，是将浙派边款中笔划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三角形变成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长方形、矩形及不规则的多边形。刻款时以石就刀，把竖画当成横画来刻，撇、捺、点稍有不同，略带隶意。横画起笔左下斜切，接着刀锋向内左转，一笔结束时刀锋再向左转85-90度切。所有笔画皆一刀完成，其自然苍莽之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汪新士的单刀爨宝子碑边款是篆刻边款史上的一次创新，人称“边款一绝”，为篆刻边款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9、巧拓边款。边款刻拓得好与坏，往往会影响到印章的艺术效果。但凡读过《集句印谱》的人无不钦佩汪新士精湛的边款拓制技术。汪新士生前曾为他的弟子们多次示范，他说，他的老师丁辅之对边款拓制的最高标准有八个字，即“油光闪亮、黑白分明”。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拓制方法，难在掌握决窍。据汪新士介绍，他当年在农村刻拓《集句印谱》边款时，既买不到宣纸，更买不到连史纸，也弄不到棕刷，于是他就用没画格的记薄纸，甚至报纸周边的空白处当拓款纸，用农民杀猪留下的猪背上的粗毛做刷，没有白芨水，就用米汤代替。这幅巨作的边款拓制，同样达到了丁氏的“八字”要求。汪新士拓款的关键是将毛刷紧贴在印石或砖瓦上的边款纸上，用刀反复搓、刷、擂，使印石或砖瓦上的白纸达到与印石或砖瓦一样的颜色，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像老蚕一样透明，方才上墨，这样拓出的边款没有不“油光闪亮”的。汪新士将这种拓制边款的决窍毫于保留地传给了他的弟子们。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集句印谱》构思精巧，技法高妙，形式多样，流派纷呈，每一方印作都融入了作者独特的创作思想和独特的创作技法，使丰富性与统一性达到了辩证统一。汪新士这幅求新、求奇、求变的巨作在创作主题、思想内容、印材与技法上代表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篆刻创作水平。他的许多创新方法，对今天的印坛仍然适用。因此，汪新士创作的这幅艺术珍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示出她的魅力与价值。
(原载2004年6月崇文书局出版发行的<艺坛怪杰•汪新士纪念文集>)[/size]ample Text[/color]
[[i] 本帖最后由 whjxzb 于 2006-11-14 21:49 编辑 [/i]]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