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少军 ------------唐醉石篆刻艺术简论

[color=Red][size=5][font=黑体]  唐醉石篆刻艺术简论
                                                 昌少军

[内容提要]
    ●唐醉石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金石书法家，在文物鉴定、收藏等方面亦造诣极高，其篆艺成就被誉为鼎革以后（民国）第一人。
    ●唐醉石特殊的经历、广博的学识、精湛的书法对其篆艺的影响。
    ●其篆艺以秦汉、浙派为宗，兼收诸家之长，别树一帜。具体体现在：篆艺品类众多，巧妙嫁接，技法集大成。其篆法严谨，注重字形美；章法疏密配置，别具姿态；刀法因印用刀，充分表现笔意。
    ●唐印与浙派风格有质的区别。

[关键词]      唐醉石   篆艺   研究


唐醉石（1886—1969），是现代杰出的金石书法家，在文物鉴定、收藏等方面亦造诣极高。其书法诸体皆能，以汉隶最工，浑穆自然，独标风骨；印艺以秦汉、浙派为宗，兼收各家之长，别树一帜。易均室曾选唐、王（福庵）等四家印拓成幅并题跋语：“醉石津逮浙江，致精汉魏”。陈衡恪（师曾）1922年书赞唐印：“文何固洁气雍容，傅粉搔头误俗工，继起西泠成峭折，一时风靡露刀锋”。唐醉石当年与同客上海的王福庵同源浙派，两人情趣相投，而在艺术上各辟蹊径。王印稳实浑朴，唐印雄健苍莽；王致力于细朱文，唐侧重于白文，成为当时“新浙派”的领袖。时人评王唐之印犹京剧之梅（兰芳）程（砚秋），成就当在伯仲之间。韩登安则盛赞其为鼎革以后（民国）第一人。
一、寻迹识著
唐醉石，原名源邺，字李候，小字蒲佣，号醉农、醉龙，又号韭园，别署醉石山农，60岁后偶称醉翁。清道光十二年农历五月十三（公元188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善化（长沙）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父母早逝，不满13岁投靠外祖父赴杭州谋生。杭州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4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曾创造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唐宋以来，又一直是文人雅士汇集之地。这里的文物古迹、风景园林，特别是崇文尚艺之风浸润着少年时代的唐醉石，为其在印坛早成大器，卓尔不凡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的书印大家，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他们大多既是书法篆刻家，又是学问家。唐醉石博古多识，擅考古，精鉴别，秦汉碑碣，一入其目，立辨真伪。在为国家发掘、收集、鉴定大量古书法、印章等文物及文史资料方面贡献突出。唐醉石还是一位收藏家，一生节俭，早年花费大量财物和心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字画和印章，因战乱洗劫，所剩甚少，殊为可惜。
纵观唐醉石一生，历经坎坷，然献身书印艺术之志未移。
18岁成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
30岁（1916年）应故宫博物院马衡之邀任顾问，审定古物。
32岁（1918年）与王福庵一同任北洋政府印铸局技正，专为政府、部队等之公章、关防、钤记篆稿，再由技工铸为铜印。汪新士先生在《缅怀恩泽高山仰止——关于唐醉石艺事的补充》一文介绍：“福、醉二师参考唐、宋、明、清各朝的官印，没有袭用多曲呆板的九叠文，而是设计出以李斯小篆如泰山刻石之篆法为主，参以缪篆的宽边细朱文印式（县政府印一般七厘米见方），庄重、挺秀、圆劲，为改制民国官印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见‘大总统题褒’约十二厘米见方的大印，即为醉师所篆”。公务之暇，与王福庵、冯康侯、顾颉刚、胡佩蘅、余绍宋、陈师曾、马衡等艺坛豪杰切磋书印。同时，在故宫这座艺术殿堂里饱览了历代文物、碑贴、字画、古印，为日后“致精汉魏”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42岁（1928年）应国民政府印铸局之邀举家迁南京，与王福庵分别主篆“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杭州西泠印社”等，监督玉工陈燮之铸造。
52岁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醉石避难重庆，当时，与同寓重庆的易均室、潘伯鹰、沙孟海、乔大壮等往来密切，切磋书艺，吟诗唱和。在重庆，唐醉石积极参加抗日募捐活动，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因遭嫉恨，挂冠弃职，后遭通缉，1940年举家离重庆，经贵州、湖南、江西过浙江金华、丽水至温州而后暂居瑞安。
55岁（1941年）被罪以“异党叛逆”入狱，关进上饶集中营，倍受折磨，不屈其节，后经友人营救出狱。
其间治“傥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一印，白文，其边款“余行年五十有五刻以记岁月庚辰冬日避兵项氏史草堂中唐邺源”记录了此事（项氏即项襄曾在北洋政府任外交部次长）。次年秋，举家复迁浙江永嘉柴桥头，清贫蛰居。
59岁（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居上海，以治印、鬻字维生。国民党政府曾派人邀唐醉石重进印铸局任职，被坚拒绝之，唐刻“为米折腰”细朱文印自嘲，并以“休景斋”颜其居，以明其志。
65岁（1951年）应邀赴武汉，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政协委员，参与制定保护文物条例，指导文物收集、鉴定及庋藏工作。
75岁（1961年）不遗余力，在武昌推动成立“东湖印社”，当选首任社长，为光大篆刻艺术，推动印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69年4月8日去世，终年83岁。
唐醉石聪敏好学，资质极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书法篆刻大家。有资料载，对唐醉石篆艺发端影响较大的有两人。一位是他的外祖父李辅耀（号幼梅，晚号和定居士，湖南湘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副榜，浙江候补道，旋以中书改官浙江，定居杭州。其学富品高，诗书画印无不精通，且家藏丰富。唐与外祖父朝夕相处，常侍左右，观书读印，尤喜金石，深得外祖父喜爱。外祖父见其嗜石如痴，乃手书隶匾额“拜石”相与。自此，遂自号“醉石”，并以“醉石山房”名其斋。第二位是张定。孙洵《民国篆刻艺术》关于唐醉石一节，“唐氏早年经友人荐见，曾从师娄县张定（叔禾）。师督极严”。据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张定（叔木）（叔禾、叔木或有一误）1885年辑自刻印成《卷石阿印草》二册，其生卒年及事迹不详。唐醉石师从张定受何教益，也因缺乏资料，无从知晓。
唐醉石还师从何人？在孙洵上文注释中提供了一条线索：“据汪蠖庵回忆，唐氏三十年代在南京与之曾谈起，其与王福庵在杭州时为某名宿之同门弟子，姓名不详。唐有字‘蒲佣’，蒲是治印泥之成份；而王福庵有字‘印佣’。是恩师所取，或两人自取，不详”。唐王二人的字是否为同一师所取难说，是否“同师从某名宿”也值得考究。唐初学艺受外祖父亲炙，王则受父亲王同（号同伯、字肖兰，光绪丁丑进士，晚号吕庐老人，曾任紫阳书院院长(相当于大学校长)）身传。唐之外祖父与王父各有千秋，他们的传人亦当有较大差异，但唐王的印作如元朱文、封泥、浙派印、边款等，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常在一起探讨篆艺，有时出一诗句，各自篆稿刻石。如“胸有千秋恨古今”印，见（图一）、（图二），其篆法章法，不能




（图一，王福庵所刻）        （图二，唐醉石所刻）
不令人想到唐王曾同出一师。若非同师，抑是相互影响，抑是巧合？他们之间友谊深厚，半个世纪情同弟兄，有很多两人合刻的印可以佐证。王篆唐刻的“穷年弄笔衫袖乌”印侧，王福庵隶款“甲子春福厂自篆于燕，越六载，己巳醉石为刻成之。余与醉石初遇于杭，嗣会于湘，又聚于燕（北京），今来秣陵（南京），皆朝夕弄笔为乐”。然而，我所读到他们二人合刻印的多方边款及其它资料，无一处记录“名宿同门弟子”之事。唐醉石是否师从此“名宿”，此“名宿”又何许人，尚不知其详。
唐醉石早年参与创办西泠印社一事，在此值得一提。吴昌硕《西泠印社记》及《辞海》所载“西泠印社”辞条均未提及唐为创始人。而陈振濂先生《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一文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呈报杭州府的公函中，代表西泠印社的“具禀士绅”是八人：丁仁、吴隐、张维琳、汪厚昌、王寿祺、叶铭、唐邺源、戴昌龄。”这与唐醉石弟子谷有荃先生《西泠印社社址的由来》一文不谋而合。谷文载：唐醉石于1964年以七十九岁（应为78岁）高龄，由其六儿达康陪同前往杭州，参加西泠印社建社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会上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曾提议：唐老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为唯一健在的元老，理应推举他为西泠印社社长。却被唐老婉言谢绝了。唐老由杭返汉后，曾和谷谈到此事，并追溯当年创建印社经过，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年）夏，唐时年19岁（应为18岁）与丁仁（辅之）、王寿祺（福庵）、吴隐（石潜）、叶铭（品三）等人，酝酿在杭州创建印社的倡议，外祖父李辅耀得知后，欣表赞同，将其西湖孤山的一处别墅连同花园（即小盘谷庭园）赠作印社社址，以促成其事。因李家花园傍依西泠桥畔，遂名“西泠印社”。另，王福庵曾为唐醉石刻“醉石山房”（图三），边款：“光绪甲辰夏，余于西泠印社获






                     (图三)
交醉龙，以印学相切磋，后东劳西燕，聚合不时。庚戌秋日，醉龙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称意，拟重刻，以事别未果。今年夏，余游湘晤醉龙于桐荫堂，复嘱补款，夫吾两人之交谊后先离合已十余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鸿抓留痕亦所宜也。因志数语以归之，疵瑕实多，醉龙其勿哂焉。甲寅中秋节，仁和王寿祺记”。光绪甲辰年即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之年。以上资料可以作为唐醉石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佐证，且是可信的。
二、篆艺探微
邓石如说：“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表明了书法与治印的内在关系。清以来篆刻大家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王福庵、来楚生、余任天等无一不是书印皆备，溶书法入篆法，以刀法传笔法的高手，唐醉石亦名列其中。唐篆、隶、真、行无一不精，惜其一生书作因战乱等散落各地或已遗失，现很难读到他的书作全貌。我从唐入室弟子汪新士先生（名开年）处读到唐为他《养气斋印存》题写的书名及题词三幅手迹（影件附后），正文为隶书、题款为行草。题跋字虽不多，但气韵生动，章法参差错落，运笔方圆结合，古朴淳雅，大有北魏之韵。据汪新士先生介绍，唐醉石书法初习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后对王（羲之）、黄（庭坚）、苏（东坡）以及魏碑墓志下过苦功。从他的行草题跋中可以看出其多种书体的功力和深厚的学问根基。隶书在唐醉石整个书法创作中，占很大分量。有资料载，唐醉石的隶书从《曹全碑》、《礼器碑》入手，对《张迁碑》、《封龙山颂》、《西狭颂》、《石门颂》等也有过深研。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史晨》《乙瑛》两碑及其外祖父亲传。但他能吸取汉隶各碑之精华，突破前人藩篱，自出机杼。其书体有方有扁，运笔时粗时细，融会篆书的字体，行书的用笔，汉简的韵味，独具风格。唐醉石早年题写的“斯文奥”和“西泠印社”隶书匾牌已成为印社胜迹。现存襄阳隆中诸葛亮纪念馆隶书《前后出师表》，气势磅礴，令人景仰。唐醉石的篆书所见甚少，汪新士先生曾对我说过：唐醉石篆书从二李（李斯、李阳冰）出，再及毛公鼎、散氏盘、石鼓、甲骨文，成就颇高，却很少示人。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四体书屏为唐戊子春（1948年）所书（1999年9月27日发表在《书法报》39期）可见一斑。
正因有精湛的书艺基石，其篆刻艺术才达到了宽博、凝重、苍朴、浑厚的境界，实现了“继起应争第一流”（唐醉石印语）的目标。探寻唐醉石之篆刻艺术发展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始学艺到30岁，广泛吸收秦汉印、浙派。这个时期，唐临摹与创作相结合，主要以浙派面貌出现。如早期所刻“云在草堂”（图四）、“兰亭石室”（图五）、“张鹏翎印”（图六）明显的带有黄易、奚冈、陈曼生的痕迹，刀法相



（图四）           （图五）          （图六）
对粗糙，作品虽没定型，但其印风初现端倪。其间曾辑有《醉石山农印稿》。1912年冬，丁仁（辅之）作《集论印绝句咏西泠印社同人诗》二十首，其中咏唐醉石一首：“六如居士最清狂（丁敬），拨蜡销金记汉章（查岐昌），倘续印人他日传（钟大源），素心名又噪钱塘（倪印之）”。可见唐醉石26岁时已在浙杭印坛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从31岁至58岁，溶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面目。唐的职业（故宫顾问、印铸局技正）与篆艺相系，时间和精力集中，篆艺趋于成熟。38岁（1924年）自定治印润例，在北京琉璃厂之荣宝斋、秘阁等店挂牌刻印。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如：37岁所刻“每向天边意紫芝”（图七）、42岁所刻“杖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图八）、44岁所刻“绾秋榭”（图九）、46岁所刻“沧浪一舸”（图十）等印及边款已经成熟，西泠印社将《唐醉石印存》列为《现代篆刻第六集》出版。
第三阶段，是唐醉石的篆艺高峰期，这个时期一直保持到唐去世前两年。抗战胜利后，唐醉石迁居上海，曾手书“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积德子孙昌”隶书横幅以自慰。其后六年是唐醉石一生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创作最丰，篆艺最精。62岁（1948年）辑自刻《醉石山农印稿》一册，著名的《汉史游急就章姓名篇》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到了耋耄













（图七）           （图八）          （图九）
之年还能刻印的人极少，有的请人代刀，即使偶有所为也都大不如从前。唐则不然，如“曹晋私印”（有边款）（图十一）、“立庵书画”（有边款）（图十二），为八十高龄所刻，刀力不减当年，特别是边款用刀，虽少壮年之刚健，但苍莽浑厚之气毫不逊色，在篆艺史上确属罕见。
唐醉石篆艺自成一体，个性鲜明。以下作一基本分析：
1、篆刻字法特点。唐醉石之印，注重字形美。唐醉石在












（图十）
《治印浅说》中说：“古人有学治印先学写字之说，字形美，是印章的基础，历代精于治印者，都在书法上有研究，再佐以用刀相辅相成，日臻精极。刻篆隶字更是要从学篆字开始，学会写字，就相应的学会剖析字意”。 翻开《唐醉石治印选集》，不难发现其字法之严谨，字字有来历。汪新士先生介绍，醉师文字学深厚，能熟背许慎《说文解字》中的9353个小篆。曾将常用字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缪篆、权量诏版、















（图十一）                   （图十二）
石刻瓦当、钱币、镜铭等各古文字收集整理成册。他写印稿，不论用何字体，都信手拈来。他最反对自作主张，将偏旁点画，凑合成字的做法。
2、篆刻章法特点。概括地讲，是“神、奇、工、巧”四字。神，神色风度；奇，不落俗套，别具姿容；工，严谨典雅，布置有情；巧，玲珑别致。纵观唐醉石数百枚印蜕，少则一二字，多则十余字，不论字数多少，都通过合理布局，图形相间，黑
白陪衬，使单字的形态美到达印章的图形美。唐醉石篆稿非常严谨，对字法统一，疏密配置，分朱布白，都苦心经营，反复修改，水印上石后还要用小镜照印石与原稿对比。可谓“小心落墨”。唐醉石《治印浅说》对章法有其独到见解：“印之章法，要布置妥贴，不板不俗，不故弄虚玄，不矫揉造作；字既上印，可根据美的要求，与字词意相结合，另行安排。取长舍短，粗细搭配，能表现苍劲、豪迈，也能表现委婉、秀丽，字与字之间需相顾衬，贵有情趣、有意境”。下就体现这一章法的朱白文印各举一例。朱文印“醉石分书”（图十三），“醉、书”笔画繁多，所占位置既长且宽，“石、分”反之，且“石”较“分”更空，但繁不觉挤，简不觉空，“醉”之“酉”略上，书之“曰”稍左，“石”之“口”偏右，“分”则笔画均匀。另外，“书”头上申，醉“卒”腿下展，再加印边粗细、残破的处理，使其伸缩有法，疏密有度，四字搭配，得体自然。可谓委婉秀丽一路的代表作。白文印“墨涵金石文字”（图十四）的虚实处理，则又是一种手法。印文形态方整，笔画平正而多取方折之势，转角处略具圆意，显然遵循了汉满白印的一些特点，但与汉满白




（图十三）                 （图十四）
印又有不同。其一，“墨、涵、文、字”四字占位均等，“金、石”二字占位略窄，整印文字笔画舒展。其二，精心留红。此印处理不好，会显臃肿，印面平淡，但该印各字的留红，特别是“金”左上、“文”右上与“石”三处留红，陡见生动；“字”下方与粗边，各相呼应，恰到好处；再是“墨”上部与“涵”下部共八点留红，无一处相同，独具匠心。其三，大胆残破，笔断意连。“墨、涵、字”三字靠边均有残破，全印浑然一体，是苍劲、豪迈印风的经典之作。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3、篆刻刀法特点。唐醉石执刀如执笔，刻印如写字，充分表现笔意。赵之谦说：“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这是对不能用刀再现笔意提出的批评。唐醉石的印蜕气息淳古，墨趣横生，在于其运刀的过人之处。他在论述刀法时说：“刻瘦文用刀多自单笔，秦文细媚缓缓转弯不可一刀直透。若直透不是软弱，定是枯涩。刻铁线文轻键锋芒，只须复槽用刀，使画文匀净。刻肥文，用刀就墨。两边下刀，取中间墨路，方有骨力，再向字画中间行一刀，画路正直即印用到底，字迹也端正。至于古文刀法，亦两面下刀去墨，只用刀之两头锋芒尖利处，不必将刀别起头刻。写意刀法，须刀口纯熟犹如游墨戏笔，锋芒草草，情趣盎然，若非刀口纯熟，则学坏手”。唐醉石用刀因印而异，其起止、顿挫、提笔、笔画的方折、圆转等运刀之法，使印文线条富有刀感、质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尤为人们所推崇。
4、《急就篇》姓名印特点。《汉史游急就章姓氏篇上集》是唐醉石63岁到64岁（1949年-1950年）寓居上海时所刻，是其篆艺成就代表作。《急就篇》姓名印共七十九方，七十七方印石，均有边款，装成屏条六幅，原件由陈上岷先生收藏。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载：唐醉石“晚年以《急就篇》入印，每印三字，品类尤富，佳构甚多，但仅成约八十石，尝装成屏条四幅悬于家，颇自爱赏”。此说与原件有三处不符，第一，有两印一字，两印两字（此四印为连珠印，见图十五、图十六），七十五印三字，不是每印三字；第二，是七十七石，不是约八十石；第三，条屏是六幅，不是四幅。《急就篇》为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面世两千多年来，书家竞相临习，而作为篆刻题材入印，当推唐醉石第一人。唐所刻印及边款，均据颜师古注疏本。除少数几方外，均有刻治年月、节令和地点。《急就篇》








（图十五）周千秋            （图十六）耿潘扈
姓名印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品类众多。七十九方印蜕按朱白文分：有白文印四十二方，朱文印三十四方，朱白文相间印三方；按印文书体分：有金文、汉砖文、小篆、缪篆、鸟虫篆、楷书、隶书等；按印石形状分：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按印类别分：有拟秦印、汉印（玉印、满白、烂铜）、古玺、金代印、封泥、图案印、肖形印以及流派印，但多是自家风格印。这里举唐拟
古印三例。例一，“令狐横”是仿古图案印“口孙千万”（图十七）；例二，“赵孺卿”是仿赵之谦刻的“赵孺卿”（图十八）；例三，“代焉于”仿古玺“上官郢”（图十九）。以上三印，可见唐对古印理解之深刻。
（2）技法集大成。七十九方印不论是在篆法、章法、刀法，还是在印的边框处理等方面，溶多种技法为一体，而无一方雷同，这是唐博学的具体体现。现就他印边框的处理举两例。例1，“朱交便”（图二十），朱白文相间印，“朱”右边框留红，“交”左和“便”左下残破十分大胆，是“大胆奏刀”的代表作。若非见唐醉石亲拓印蜕，会以为这方印几处残破是年代久远自然损蚀。例2，“宋延年”（图二十一），拟汉封泥，边框处






      唐醉石刻    古印        唐醉石刻    赵之谦刻
（图十七）              （图十八）




     唐醉石刻    古印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理更具特色，边框与文字的巧妙粘连，线条似断非断，不作做，不露气，笔断而意连，全印完整紧凑，耐人寻味。
（3）巧妙嫁接，风格独特。唐醉石一生刻印数以万计。《急就篇》姓名章及其他印，都能从浙派、古玺、汉印以及赵（之谦）派等中找到影子。他尝试汉印与古玺嫁接，古玺与浙派嫁接，极大地拓展了印章的创作天地。从我读到唐醉石近六百方印蜕原件及影印件，不难看出他入浙派而出浙派，入秦汉而出秦汉，将各家之长化为己有，融入自己的情感、个性、学识，形成了苍劲质朴，凝重敦厚的唐氏风格。即所谓“合南北手为唐型”（图二十二，唐自刻白文印语）



                      （图二十二）
5、边款艺术特点。唐醉石十分重视边款，几乎每印都刻款，少则两字，如“醉石”，多则近百字，四面都刻，少数印顶面还刻，篆、隶、楷书等均入款。边款不写墨稿，不论字数多少，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绝少补刀。细细分析一下唐醉石的边款用刀，与其刻印一样，采用以石就刀的“倒丁法”，即行刀与行笔方向相反，石转刀向不变。一刀一画，刀刀到位，刻成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三角形，右下侧光洁，左上侧留下自然裂痕。这种刀法出自陈曼生，唐醉石之刀力比陈更加劲猛。
从唐醉石的边款创作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善刻薄意，能制印钮，“三缄其口学金人”（图二十三）的边款记载：“醉石制钮以赠福庵。甲寅十一月十有九日越一日，福庵醉石合作印面”。“沧浪一舸”边款之薄意山水，维妙维肖，有汉石刻韵味。边款内容也极为丰富，方寸之地任凭发挥，或记年、署名，或叙文人韵事，或详载鉴别考据，大大丰富了边款内容领域。再如“以写吾意”（图二十四）边款：“东坡云画以写吾意，南田云宋人谓写意画，此意最微又最能误人，不知如何因意乃为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写意。东坡公豪放，语如其人，南田翁所云则自甘苦得来，然写胸中逸气则同耳。甲戌十月邹介记，唐源邺刻”。这些印款是研究唐醉石的艺术、美学思想极其宝贵的资料。吴丈蜀先生十分赞赏唐醉石的印章和边款，他说：“评价印章的优劣，首先要看印章的边款。如同评价书法，应先看题款，再看大字。因为边款和题款不宜修改，最能显示其功力。而印章、大字均可模仿，可以重写、重刻，边款、题款则不易。唐先生印与款均能与明清一流印家匹比，堪称大家”。1990年，吴丈蜀先生题并书浣溪沙一调赞唐醉石印谱：“岳麓钟灵果有成，武林（杭州古称）结社创西泠，从教印苑播清声。苍莽瑰奇追蒋赵，飘萧质朴近奚丁，刊行斯谱汇瑶瑛”。
6、与浙派之比较
浙派是篆刻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从丁敬倡导以来，流风广衍，历时近二百年。丁敬之后，蒋仁、黄易、奚冈接踵而起，效法丁敬并加以发展。后来，陈豫钟、陈鸿寿（曼生）追踪前迹，风格蔚然。又后，赵之琛继承，功力深厚，但偏重形式，逐渐僵化，笔画锯牙燕尾，习气较深，流为庸俗（我认为钱松不应列为浙派），至此，浙派走向停滞。但浙派对后人的影响之大，高过他之前的任何一个流派。赵之谦、徐三庚、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余任天等都曾从中汲取营养。唐醉石从秦汉、浙派入手，得力于陈曼生最多，但他取精用宏，择善从之，能入能出。早期作品浙派印居多，成熟期作品的浙派影响就很少了。时人大多认为唐醉石为浙派，我之所见，唐印与浙派印风有质的不同。
    （1）技法不同。首先篆法有别，唐醉石印文虽然一部分取法于浙派，但更多地是溶入己意，他大篆、小篆、缪篆以及其他流派等篆文无不入印。而浙派在篆法上着重于简隶，变化不多。其次，章法有别，浙派章法大多平正方直，缺少生气，唐醉石印的章法多采取嫁接方法进行布局，时而用古玺阔边与浙派篆文结合布局，如“海珊”（图二十五），时而用大、小篆文与古玺的章法巧妙安排，如“醉石”一印（图二十六），这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种是玺非玺、是浙非浙，是汉非汉的风格，正是唐的独到之处。第三，刀法有别，浙派大多采用“细碎切刀”，而唐醉石则在总结前人用刀的基础上，采用切中带摇，即在刻线条时特别是在转角处刀杆摇几下，使线条、转角浑厚起来，富有质感。这种刀法刻的印的效果与浙派大不相同。
（2）印路更宽。浙派印虽然也有不同品类，但总的看来比较单一，而唐醉石印品类众多，前已叙述。
（3）风格区别。丁敬在《王德溥印》款中说：“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丁敬之这么说，他以及后来的六家也没能朝此方向去作。唐醉石不仅大胆去实践，而且清末以来在这方面成就最高。如果说浙派印是追求秦汉印的神流韵闲之境界，则唐醉石是真正达到了。不论他刻的是秦印还是汉印或是创新印，放到古印中都可以乱真，这大概是丁敬始料不及的。如：“谭维四”（图二十七）、“申甫”（图二十八）、“尹李桑”（图二十九）、“易均室审释金石文字”（图三十）、“寿命天教过七旬”（图三十一）、“醉石学篆”（图三十二）、“醉石写吉金文字”（图三十三）、“万石三斗吉金富翁”（图三十四）、“褚回池”（有边款、图三十五）等印与


（图二十七）     (图二十八）     （图二十九）




   （图三十）      （图三十一）     (图三十二)  




       （图三十三）            （图三十四）   




                     (图三十五)
浙派风格根本不同。与叶品三曾在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时撰
文中说：“王、唐俱为西泠印社柱石，又尝同服官印曹；王为杭人，唐则以湘人而致力于浙派艺术之复兴，其功尤不可没。王氏谨守法度有余，于豪放似有不足，而唐则豪放有余，于谨守法度亦未逊王氏”。这段文字可以说明，王、唐致力于浙派复兴而与后期僵化的浙派有其质的区别。
唐醉石的印作也并非十全十美，正如他在《治印浅说》一文所说：“若论印学，源流并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他的长处也导致了他的某些短处。他集古法之大成，作品意境高远，其印如陈酿老窖，回味长久。正因他过于崇古，束缚了手脚，终未能彻底摆脱秦汉、浙派印的影子。汪新士先生还讲过唐醉石的一件掌故：60年代，齐白石名望很大，傅抱石曾发表一篇题为《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的文章，附录齐的印很多。汪剪下来贴在册页上，以便参考，还送去给醉师看并希望醉师把自刻用印也盖上去作比较，醉师见后很不高兴，不予盖印。后来汪向韩（登安）师提到此事，韩说，“老一辈似有门户之见是难免的。”这也见出他个性中的偏执一面。
三、简单结语
唐醉石一生研究篆艺，弘扬印学，治印数以万计，不仅篆刻艺术水准堪称一流，在印学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唐醉石的印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晚年撰写的《治印浅说》中。虽然有记载的弟子不过1十人，但受唐醉石篆艺影响的无数。他曾说，“治印切忌在风格上生搬硬套，应循序渐进，择善从之。多看、多写、多研究，加以勤学苦练，印学奥秘，自不难领悟。”当今印人多不明此理，有的抛弃传统，追求险怪，甚至从摹仿当今某个“名家”入手，稍有模样就忙于参赛、参展、自费出“专集”，如此舍本求末，难成大器。
从目前学术界对唐醉石篆刻艺术研究的情况看，我以为，至今对唐醉石篆艺的评价尚欠公允。唐醉石篆艺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不宜称为“浙派”，也不宜称为“新浙派”。我更乐意称为唐（醉石）派。作为一个篆刻艺术流派，其历史渊源、艺术特色以及对印坛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如何对唐醉石篆刻定位，应该成为当今印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我深信随着唐醉石印谱、著述逐步刊印，以及对他进一步的研究，唐醉石在印坛的影响将会更大、更广。


1999年9月24日初稿
1999年10月18日改定


    主要参考书目：
（1）《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沙村印话》；
（2）《近代印人传》马国权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3）《唐醉石治印选集》，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
（4）陈振濂《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一文。收入《中国印学年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5）《民国篆刻艺术》孙洵著，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
（6）陈海龙《西泠巨子雕虫壮夫—唐醉石其人其印》，《中国书法》1996年第四期，总第54期；
（7）《唐醉石急就篇篆刻集》，台湾联合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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